提要：回顧數十年來的研究可知，中國科學技術哲學繼承傳統并開拓創新，在學科體系建設方面，機構、教材、期刊等多項要素均取得進展，學科定位問題得到持續探討；在學術體系建設方面，更新學術理論框架，深耕自然哲學、科學哲學、技術哲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等傳統領域，向高科技的倫理反思、工程倫理、大數據與人工智能哲學、負責任創新等新興、前沿與交叉領域邁進；在話語體系建設方面，向國際舞臺發出中國聲音，挖掘與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學科領域?？傮w而言，中國科學技術哲學所取得的學科成就殊為不易，形成了多元而有活力的學術格局，創造出精彩且獨具特色的中國話語，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在已有基礎上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科學技術哲學“三大體系”，應弘揚自然辯證法的傳統，加強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應夯實哲學學科根基，支持跨學科互動與合作；應追蹤科學技術的發展前沿，關注科學技術的社會運行。

科學技術哲學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哲學分支學科，建制化始于1956年設立的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自然辯證法研究組，在改革開放后更定名稱并漸趨成熟。但其歷史淵源頗為悠久，相關領域可追溯至20世紀上半葉傳入中國的自然辯證法和科學哲學?；跒樯鐣髁x現代化建設服務的總方向，[1]科學技術哲學擁有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積極貢獻思想力量的優良傳統，曾經產生了深遠的社會影響，時至今日也依然肩負著偉大的時代使命。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應該涵蓋歷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軍事、黨建等各領域，囊括傳統學科、新興學科、前沿學科、交叉學科、冷門學科等諸多學科，不斷推進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和創新，努力構建一個全方位、全領域、全要素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span lang="EN-US">[2]對照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三大體系”的建設要求和方向指引，科學技術哲學亦應系統總結歷史經驗與教訓，有針對性地制定面向新時代、新挑戰和新任務的引領措施。為此，本文主要立足于梳理和分析數十年來科學技術哲學的研究動態，特別是近年來的新動向，研判當代學術發展趨勢與特征，摸清制約學科發展的偏頗與短板，從而根據經驗與實踐的語境對構建中國特色科學技術哲學“三大體系”嘗試作一前瞻思考。

一、學科體系建設：科學技術哲學與自然辯證法的關系演進

學科體系是中國特色科學技術哲學的建制根基和現實依托。自1987年“科學技術哲學”脫胎于“自然辯證法”而正式得名后，其學科體系構建在多方面取得建設性進展，最為重要的是學科框架的更新與完善?！犊茖W技術哲學教程》列出自然論、科學技術方法論、科學論和技術論等四個構成部分，[3]與自然辯證法相差不大?！犊茖W技術哲學的前沿與進展》則分為自然哲學、科學哲學、技術哲學、科學社會學，[4]顯示出學科框架的動態調整。再以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審定的《自然辯證法名詞》為例，2004年版分“總論”“自然哲學”“科學哲學”“技術哲學”“科學技術方法論”“科學技術與社會”六個部分。2019年提交審定的最新版則增至“總論”“自然哲學”“科學哲學”“技術哲學”“工程哲學”“科學技術方法論”“科學技術與社會”“科技倫理”八個部分。目前對學科框架的理解通常有四種路徑：（1）科學技術哲學=“科學技術”+“哲學”，即對作為整體的“科學技術”所進行的哲學研究；（2）科學技術哲學=“科學哲學”+“技術哲學”，即由“科學哲學”與“技術哲學”這兩個分支哲學所共同構成；（3）科學技術哲學=自然辯證法，即將科學技術哲學與自然辯證法基本等同起來；（4）科學技術哲學=“大口袋”學科，即指它包含各種對科學技術的人文研究，實際上橫跨多個一級學科。新近面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下文簡稱“馬工程”）重點教材《科學技術哲學》承載了學界對此取得的最新共識，“由于科學技術在當代呈現一體化趨勢，許多問題成為科學哲學、技術哲學、科技與社會研究共同探討的問題”[5]。該書的章節安排亦能體現這種框架。

學科體系建設的其他顯著成就包括：一是教研機構的新設。早期的科學技術哲學教研機構多繼承了自然辯證法教研機構的基礎，如2000年成為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的山西大學科學技術哲學研究中心，前身是山西大學自然辯證法教研室。近年來新設教研機構（研究院、研究中心、研究所等）不僅總體數量較多，而且展現出多方向拓展的愿景。如清華大學科學史系（2017）、北京大學科學技術與醫學史系（2018）等；2018年創建的復旦大學科學哲學與邏輯學系旨在實現研究與培養方式的轉換，即從傳統的“科學哲學（philosophy of science）”走向多學科、跨學科的“哲學+科學（philosophy plus science）”；2020年成立的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其發展方向亦以科學技術哲學研究為主。二是教材編寫的推進。幾十年來出版的“科學技術哲學”類與“自然辯證法”類教材為數眾多，總論性、分支性、經典研讀等各種類別教材均層出不窮，各具特色。最為突出者當屬兩部相繼出版的“馬工程”重點教材，分別為郭貴春與殷杰領銜主編的《自然辯證法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2018修訂版）和劉大椿領銜主編的《科學技術哲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兩個編寫團隊的20位主要成員來自各地不同單位，匯集了當下中國科學技術哲學界的精干力量。三是辦刊水平的提升。作為學術成果展示和學科同行交流的平臺，本學科的學術期刊也在穩步發展。被稱為科學技術哲學“三大刊”的《自然辯證法研究》《自然辯證法通訊》《科學技術與辯證法》逐漸擴容改版，均屬當代中國哲學界的優秀期刊。三者名稱皆源于自然辯證法，但2009年《科學技術與辯證法》更名為《科學技術哲學研究》，試圖回歸學科之哲學本真，并由此推動學科向規范化、科學化和國際化的正確方向前行。另兩者雖未更名，但如《自然辯證法通訊》所稱，服務于“關注科學技術的哲學意蘊、歷史演進和社會意義”的辦刊宗旨。

如何處理科學技術哲學與自然辯證法的關系，至今依然是科學技術哲學學科定位的關鍵議題。從其淵源和現狀來看，科學技術哲學以自然辯證法在中國的發展為“前史”，[6]但既未全面取代自然辯證法，又未與自然辯證法完全分離。目前兩者呈現出交叉并存的復雜模糊狀態，反映于學會、刊物、課程、教材等諸多方面。例如，全國與各省市層面的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當初未隨之改名，至今并沒有以“科學技術哲學”命名的正式學會出現，代表全國科學技術哲學界的學術共同體仍是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從學理和建制來看，科學技術哲學不但包含科學哲學、技術哲學、自然哲學等屬于哲學的分支領域，而且包含科學技術與社會、科學社會學、科技政策等與哲學關聯性不強的分支領域，導致作為哲學二級學科的科學技術哲學與作為“大口袋”的科學技術哲學之間存在名不副實的緊張關系。這種模糊和緊張的存在，使得學科定位在很長時間內都是懸而未決的問題。此前有賴于自然辯證法課程作為思想政治理論課的獨特地位，科學技術哲學的教學與研究隊伍得以維持與鞏固。然而，作為公共課程的自然辯證法課程自2010年起被大幅削減[7]，是學科定位矛盾進一步凸顯的轉折點，勢必引發課程內容壓縮、師資需求減小、學科地位降低等連鎖反應。如近年來理、工、農、醫類院?？茖W技術哲學的二級碩士學位授權學科屢被撤銷。結合高校、學科“雙一流”建設的宏觀背景來看，科學技術哲學有被邊緣化的趨勢，部分教研機構被裁撤或降級，導致研究人員分流，研究力量也被分散。此種科學技術哲學學科建設的萎縮勢頭與當代科學技術迅速發展的狀況不相匹配。

為了應對本學科的“合法性”危機，業內同仁紛紛獻計獻策。長期以來，學界對此的主要意見可大致分為將自然辯證法等同于科學技術哲學、歸屬于馬克思主義理論、自立為綜合性學科群（如設立科學技術學一級學科）等三種。2011年，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下增設自然辯證法二級學科的觀點被提出。[8]此外，還有開設科技倫理必修課、實施STS通識教育等建議。2020年全國兩會代表建議設立科學技術哲學與邏輯學一級學科，以科學哲學、技術哲學、自然哲學、科技與社會、認知科學、邏輯學等作為二級學科。截至目前，包括但不限于上述提議均未有實現者?！榜R工程”重點教材《自然辯證法概論（2018年版）》認為，在承認自然辯證法與科學技術哲學之間“具有更為緊密的關系和淵源”的基礎上，應“突破原有的‘自然辯證法’與‘科學技術哲學’相混淆的狀況”，分別強調前者的“價值旨歸是馬克思主義”，后者的“哲學學科的專業屬性更為突出”。[9]換而言之，應將自然辯證法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下的二級學科，而繼續將科學技術哲學作為哲學一級學科下的二級學科?？傊?，如何明確科學技術哲學“安身立命”的學科定位，尤其是如何處理科學技術哲學與自然辯證法的關系，仍是一個亟待突破的問題。

二、學術體系建設：傳統領域的深耕與向新興領域的邁進

學術體系是中國特色科學技術哲學的理論構架和方法支撐，更是“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核心”[10]。數十年來科學技術哲學繼承前賢不斷開拓，在深耕傳統領域的同時向新興、前沿與交叉領域邁進，學術體系建設成果豐碩，但也存在研究主題分散、研究原創性不足的隱憂。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傳統領域原非傳統，有些早先的新興領域亦已非新興。比如20世紀90年代初在中國興起的“科學技術與社會”，如今已被視為傳統領域。這里的傳統領域包括自然哲學、科學哲學、技術哲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等。新興、前沿和交叉領域則基于時效性考量而選取高科技的倫理反思、工程倫理、大數據與人工智能哲學、負責任創新等領域為例。

01 科學技術哲學傳統領域的深耕

自然哲學是科學技術哲學界歷來著墨的重點之一，科學的自然觀與超越科學的自然觀都曾是熱門的問題域。新世紀以來受關注度有所下降但也不乏亮點，在中國古代自然哲學、西方古代自然哲學、當代自然哲學等方向均有不少新成果問世。劉勁楊和李健民總結了自然哲學的兩大研究傳統：通過探尋自然的終極本原來揭示自然的本質，伴隨本原探尋展開的對自然普遍性的探索；同時指出當代自然哲學揭示自然普遍性的三種路徑：科學化的哲學進路、形而上思辨進路和更為廣闊的整體主義進路。[11]如何克服“冷門化”趨勢，重視與強化自然哲學研究，是現今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

在科學技術哲學的諸多支流之中，科學哲學的研究歷史、隊伍規模與成果數量均居首位。早期的如維也納學派的中國成員——洪謙先生的科學哲學研究，之后如江天驥《當代西方科學哲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舒煒光與邱仁宗等《當代西方科學哲學述評》（人民出版社，1987）等對西方科學哲學的引介，至今已有“正統科學哲學”與“另類科學哲學”（亦稱“第一種科學哲學”與“第二種科學哲學”）之分。在如何看待科學或者說如何理解科學的問題上，國內學界除了辯護（解釋、捍衛）和批判（解構、質疑），還出現了審度的觀點并引發爭鳴。目前，科學哲學在多個方面具有蓬勃發展之勢：一是一般科學哲學研究向縱深推進。關于科學實在論、自然規律、科學合理性、科學實踐哲學等主題的代表著作仍占據相當比例。二是分殊科學哲學研究各具特色。如物理學哲學、復雜性科學研究、社會科學哲學研究、生態學哲學研究等。三是認知科學哲學研究漸成熱點。意識、表征、身心等經典問題吸引許多學者的研究興趣，領域內的學術交流與聯動日漸興盛。四是綜合性的科學哲學史研究方興未艾。劉大椿等的《一般科學哲學史》和《分殊科學哲學史》（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致力于“以科學哲學史的方式厘定科學哲學的源流，進而穩定科學技術哲學的學科定位”[12]。五是科學哲學翻譯成果迭出。其中首屈一指的是山西大學團隊翻譯出版的首批9卷16冊《愛思唯爾科學哲學手冊》（Elsevier Handbook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以此為代表的眾多科學哲學譯叢提供了可供吸取、借鑒與批判的充沛思想資源，亦有助于追蹤國際學術前沿。

較之于自然哲學和科學哲學，技術哲學是后起之秀。從自然辯證法時期的技術辯證法與技術論算起，再到國內以“技術哲學”為名的開山之作——陳昌曙的《技術哲學引論》（科學出版社）于1999年的世紀之交問世，而當下則正處于“從部門哲學向哲學綱領構建發展”[13]的進程中。各高校技術哲學的版圖中，領頭羊是先后以陳昌曙、遠德玉、陳凡等為帶頭人的東北大學，其他擁有科學技術哲學學科點的院校內也基本都有技術哲學的研究力量分布。技術哲學旨在關注技術與人、技術與時代、技術與現實，除技術倫理以外顯現出“三駕馬車”齊頭并進的總體態勢，即基本理論、人物思想和專門主題。在基本理論方面，新近如吳國林等著《當代技術哲學的發展趨勢研究》，由肖峰、吳國盛、張志林、李三虎等國內技術哲學中堅力量合作而成，提出分析技術哲學的系統性研究綱領，還兼顧信息、量子等若干分支技術哲學研究。[14]吳國林在《技術哲學研究》（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19）中更明確提出，要運用綜合的分析哲學方法進行技術哲學研究。在人物思想方面，熱門的研究對象既有拉普（Friedrich Rapp）、卡普（Ernst Kapp）、德韶爾（Friedrich Dessauer）、海德格爾、芒福德（Lewis Mumford）、馬爾庫塞、馬克思、恩格斯等近代專論或述及技術的哲學家，也有伊德（Don Ihde）、伯格曼（Albert Borgmann）、溫納（Langdon Winner）、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米切姆（Carl Mitcham）、芬伯格（Andrew Feenberg）、維貝克（Peter-Paul Verbeek）等當代技術哲學家。此類研究的作用是推向技術哲學史的縱深，構建技術哲學思想的譜系。在專門主題方面，馬克思主義技術哲學、分國別的技術哲學（如荷蘭學派）、技術哲學史（思想史）、技術創新、現象學的技術哲學、技術與文化等類別的作品層出不窮，可謂論題豐富，蔚為大觀。

作為科學技術哲學之中研究“科學、技術和社會的相互關系”的交叉性子學科，科學技術與社會（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堪稱“傳統的新興學科”，廣義而言可將觸角伸入科學哲學、技術哲學、科學社會學、科學技術史、科學技術人類學、科學技術與文化等諸多領域內。[15]研究內容的多樣性使得科學技術與社會的學術團體建制也相當多元，衍生出多重的學科屬性。同樣，當代科學技術與社會的研究路徑也因學科交叉而相當多元，按主題可劃分為科技與社會總論、科技與政治、科技政策與管理、科技與經濟、科技與軍事、科技與法律、科技與文化、科技與倫理、科技與宗教、科技與教育、科技與心理、科技與傳播、科技與環境等。[16]如果粗略地從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兩大分類看，其分別也都呈現出數量增長與問題域擴展的趨勢。如關于科學社會學實證研究的統計分析表明，研究譜系正逐漸形成，學科建制化亦穩步推進。[17]

02 向新興、前沿和交叉領域邁進

一是高科技的倫理反思。認清與應對高科技引發的價值風險，是科學技術哲學發揮學科優勢和關懷人與社會的應有之義。有關于此議題的基礎理論著述不少：邱仁宗《生命倫理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徐少錦《西方科技倫理思想史》（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余謀昌《高科技挑戰道德》（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段偉文《網絡空間的倫理反思》（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王蒲生《科學活動中的行為規范》（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王前《中國科技倫理史綱》（人民出版社，2006）與《技術倫理通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盧風《科技、自由與自然：科技倫理與環境倫理前沿問題研究》（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4）、潘建紅《現代科技與倫理互動論》（人民出版社，2015）等，涵蓋生命倫理、中國倫理思想史、技術倫理、網絡倫理、科研倫理、環境倫理等多個論域。而在具體視域內，早前的熱門主題有核技術、克隆、轉基因、納米技術、機器人、生化武器等，如今則是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虛擬技術、無人駕駛、基因編輯等。如針對賀建奎“基因編輯嬰兒”事件，現行的生命倫理學仍有含糊不清之處，應借鑒形而上學思想資源，引入“生殖系基因編輯禁止原則”和“增強性編輯禁止原則”予以完善。[18]當下國內科學技術哲學界已經顯現科技倫理研究的若干突出方向和顯著優勢：納米技術倫理（王國豫）、生命倫理（邱仁宗、雷瑞鵬等）、機器人倫理（杜嚴勇）、人工智能倫理（段偉文、閆坤如等）、大數據倫理（蘇令銀、楊慶峰等）、賽博倫理（李倫）、數據倫理（閆宏秀）等。

二是工程倫理。其在廣義上與科技倫理相通，但專門意義上的工程倫理研究21世紀以來才在中國興起。主要動態包括對外國工程倫理教育和研究的借鑒、工程倫理教材的編寫、工程倫理理論的探索。其一，主要是對美國工程倫理教研經驗的介紹，如唐麗《美國工程倫理研究》（東北大學出版社，2007）、張恒力《工程倫理引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等；其二，比較有代表性的工程倫理教材是李正風、叢杭青、王前等編《工程倫理》（清華大學出版社，2016），系全國工程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國家級規劃教材，并于2019年修訂出版第2版；其三，進行理論探索的專著頗多，如何放勛《工程師倫理責任教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陳萬求《工程技術倫理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齊艷霞《工程決策的倫理規約》（人民郵電出版社，2014），等等。隨著2018年“工程倫理”課被列入工程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公共必修課，[19]工程倫理的研究熱度持續上升，集中于清華大學、浙江大學、中國科學院大學等院校，成為科學技術哲學新的生長點之一。

三是大數據與人工智能哲學。對于近年來相繼變“熱”的大數據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科學技術哲學界也予以普遍關注，并引領關于大數據與人工智能哲學的頂層研究。事實上相關研究可追溯至自然辯證法時期的控制論。而在20世紀80—90年代，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界關注人工智能對于意識和思維問題的意義相比，科學技術哲學界更多地著眼于科技革命的視角和科學技術的社會影響，代表作品是童天湘的《智能革命論》（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1992）。如今再度涌動的熱潮究竟會給科學技術哲學乃至整個哲學學科的發展帶來何種影響，現在還難下定論。眼下對于大數據與人工智能哲學的研究主要有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和價值論等四個維度。大致觀之，價值論方面的成果最多，亦屬高科技的倫理反思，整體的理論體系建構尚未成型。本體論方面，段偉文認為數據化表象的本體論預設并不完備，介于真實世界現象與大數據的知識發現之間，可從多元主義、詮釋學和能動實在論等進路尋找超越之道。[20]認識論方面，段虹和徐苗苗認為大數據將重構認知模式，以相關關系替代因果關系，以“主觀事實”替代“客觀事實”，促使人們產生“社群意識”。[21]方法論方面，成素梅闡述了人工智能研究的三種范式：符號主義、聯結主義和行為主義，認為只有三種范式有機整合起來才能實現“大腦”的構造，而這還很遙遠。[22]

四是科技創新尤其是負責任創新?？茖W技術哲學界向來是研究科技創新的骨干隊伍之一，剖析科技變革力量、檢視科技體制運行、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甚至參與制定科技政策。歷年來的研究熱點為數頗多，研究成果不勝枚舉。這其中負責任創新（RI）或稱負責任研究與創新（RRI），是從歐美流行起來、涉及科技創新的政策與倫理的新興概念。當前科學技術哲學界對于負責任創新的研究以理論引介和應用結合為主。一是負責任創新的介紹，如“四維度”理論模型（預測、反思、協商與反饋）[23]、RI與RRI的概念辨析及其學理脈絡[24]；二是負責任創新的應用，即具體案例中負責任創新的實踐，以及政策制定過程中負責任創新的運用；三是負責任創新的反思，主要圍繞“負責任”的倫理原則、責任觀念、價值困境等系列問題。大體而言，一批中青年學者是從事負責任創新研究的主力軍，有望開辟廣闊的學術前景。

三、話語體系建設：科學技術哲學的中國聲音

話語體系是中國特色科學技術哲學的思想結晶和傳播載體。如何解讀中國實踐，構建中國理論？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亟待破解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尷尬境地。事實上，當代中國科技事業發展的實踐成就有目共睹，受到國際社會的密切關注和高度評價。在國民經濟與社會運行中，科技扮演的角色至關重要，有待探析和闡釋的課題非常多。一直以來，科學技術哲學界主動把握時代脈搏，在國際舞臺上發出中國聲音，挖掘與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學科領域，是進一步建設當代中國科學技術哲學話語體系的起點。

一是在國際學術舞臺上發出中國聲音。早在自然辯證法時期，前輩學者許良英、范岱年的科學思想史和科學哲學研究具有一定的國際影響力，如他們在20世紀70年代合作編譯的3卷本《愛因斯坦文集》（商務印書館，1976、1979、1979），而他們合著的《科學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人民出版社，1957）于1982年在美國紐約出版了英譯本?？茖W技術哲學擁有科技與人文相結合的獨特優勢，還涉足哲學之外的歷史學、社會學、管理學、工程學、理學、醫學等諸多領域。2013年，曹聰、李寧、李俠、劉立在《科學》（Science）雜志聯合發表《改革中國科技體制》（Reforming China's S&T System）。文章從三個層面分析中國科技體制存在的癥結，提出“三管齊下”的改革措施。[25]2019年，雷瑞鵬、翟曉梅、朱偉、邱仁宗在《自然》（Nature）雜志聯合發表《重建中國的倫理治理》（Reboot Ethics Governance in China）。文章由賀建奎“基因編輯嬰兒”事件談起，結合若干案例指出中國生命倫理治理問題需要從監管、注冊、監測、知情、教育、反歧視等六個角度進行解決，從而重新構建中國科技倫理的治理體系。[26]兩篇文章分別立足科技政策和科技倫理領域，不但為深化中國科技體制改革貢獻了人文學科的力量，而且大大提升了中國科學技術哲學的全球影響力和國際學術話語權。更多的中國聲音的彰顯也落實于“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的諸多方面之中。前者包括召開國際學術會議，聘請海外專家開展講座或兼職任教，中外學者合作開展研究并撰寫論著等。后者包括發表國際期刊論文，參加海外學術會議，組織學生留學與學者訪學等。正是在全方位和多層次的中外交流中，中國科學技術哲學的話語體系建設穩步向前推進。

二是挖掘與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話語體系是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離不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厚滋養。當代中國科學技術哲學話語體系建設亦是如此，需要繼承和發揚中國古代科技思想精髓。雖然科學技術史研究已有獨立的一級學科作為建制和依托，但是科學技術哲學與其具有內在親緣關系，門戶界限并非涇渭分明。拉卡托斯（Imre Lakatos）曾言：“沒有科學史的科學哲學是空洞的，沒有科學哲學的科學史是盲目的?！?span lang="EN-US">[27]科學技術哲學的研究人員歷來注重科技思想史研究，通過挖掘與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傾力打造富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的話語。一是中國古代科技思想史。主題包括古代思想家關于科學技術的論述、古代科學家的思想、中國科技史的分期、不同地域或學科的科技史，等等。這方面，如姜振寰持續多年研究并著有《技術史研究》（哈爾濱工業大學出版社，2002）、《科學技術史》（山東教育出版社，2010）、《社會文化科學背景下的技術編年史：遠古-1900》（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技術通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等作品，實現了全球科技史與中國科技史的視野融合。二是中國近現代科技轉型。明末清初和晚清以來的兩波“西學東漸”刻畫了中國科學技術從傳統向近現代轉變的歷史軌跡，其中有許多問題常被研討：傳教士與“西學東漸”、“李約瑟問題”、17世紀中國科技轉型的可能、乾嘉漢學與科學、近代師夷長技的理念與實踐、科學在中國的體制化與本土化、中國科技發展的未來與轉型，等等。三是專題性的科技思想史研究。如儒學與科學的關系，以馬來平的研究為代表。又如中國古代科學方法，周瀚光認為有六個主要特點：勤于觀察、善于推類、精于運數、明于求道、重于應用、長于辯證。[28]再如中國古代科技倫理。徐朝旭《中國古代科技倫理思想》（科學出版社，2010）梳理了中國古代科學倫理和技術倫理的基本規范，也論述了中國古代農業科技倫理與生態倫理的內涵。

三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學科領域?？茖W技術哲學（自然辯證法）始終堅持突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努力構建貼近當代中國社會理論與實踐的學科領域。自然辯證法的學科體系由馬克思主義自然觀、馬克思主義科學技術觀、馬克思主義科學技術方法論、馬克思主義科學技術社會論、中國馬克思主義科學技術觀等組成，其中馬克思主義科學技術觀尤其受到重視。一方面，馬克思的眾多著述中并無系統論述科學與技術主題者，而是只有零星散落或相對集中的討論，必須從部分到整體地建構馬克思的科學技術觀，如科學技術的本質與結構、科學技術的發展模式及動力等。另一方面，在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也處處體現著中國馬克思主義科學技術觀，如科學技術創新觀、科學技術人才觀、科學技術發展觀等。除此之外，中國工程哲學自2000年以來也取得了別具一格的長足進展。殷瑞鈺、汪應洛和李伯聰等領軍者陸續出版《工程哲學引論——我造物故我在》（大象出版社，2002）、《工程哲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工程演化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工程方法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等專著，《工程知識論》也即將面世。這意味著初步形成“工程哲學的中國學派”。[29]包括理論體系建構和實踐案例結合在內的工程哲學的迅速興起，是科學技術哲學話語體系對中國工程實踐豐富經驗的反映，也是對中國工程領域實力日漸強大的寫照。

四、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科學技術哲學“三大體系”的策略

在既有的發展基礎之上，怎樣才能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科學技術哲學“三大體系”？回應無疑是開放性且多樣性的，仍如陳昌曙當年所言：“科學技術哲學學科的形成、發展，需要有一個探索、研究和辯論的過程?！?span lang="EN-US">[30]而從上文所述的當前形勢和現存問題出發，本文由此提出如下三種可能著手的途徑，亦作為學界對此進一步加以研討的引玉之磚。

首先，應弘揚自然辯證法的傳統，加強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中國科學技術哲學與自然辯證法有著承續的淵源和交叉的視域，可以說自誕生之日起就具有馬克思主義的鮮明色彩和優良傳統。于光遠曾言，作為“科學群”的自然辯證法“帶有馬克思主義的印記”[31]。加快推進中國特色科學技術哲學“三大體系”建設，既不能也不該弱化自然辯證法的傳統，而應當弘揚并加強馬克思主義的指導。為此，有必要繼續加強自然辯證法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科學技術觀的研究，并使經典文本的深耕、理論體系的建構、中國實踐的解讀三種角度相互結合，形成從馬克思主義到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完整、深刻而富有解釋力的科學技術觀；同時也應促進自然辯證法學科的轉型發展，支持自然辯證法在學科建制上融入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增添為其下列的二級學科，強化自然辯證法的意識形態屬性，為科學技術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建立學科體系中的穩定連接。鞏固自然辯證法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加強自然辯證法的現代通識教育功能。還應以科學技術哲學研究促進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通過對科學技術的哲學思考為馬克思主義提供科技領域的參考，發揮聯系具體科學技術與馬克思主義的橋梁作用，增強馬克思主義對科技事業的指導性。

其次，應夯實哲學學科根基，支持跨學科的互動與合作。加快推進中國特色科學技術哲學“三大體系”建設，亦有賴于科學技術哲學作為哲學二級學科的“底色”和跨學科、多視角的“亮色”相融合而出彩。哲學學科根基的夯實不僅需要加強對中國古代哲學、西方科學技術哲學與科學思想史經典的翻譯、引進與吸收，重視研究科學哲學和技術哲學的新動態、新思想、新學派；而且應結合中國科學技術哲學的發展歷程，整理和建設科學技術哲學經典文獻庫；還可以深入采訪老一輩科學技術哲學學者，以回憶錄、口述史的方式傳承歷史經驗?？鐚W科互動與合作在自然科學與工程技術之外則應從兩方面入手：一是增強與其他哲學二級學科的聯系?！敖鉀Q哲學二級學科劃分的關鍵不在于如何‘分’，而在于如何‘合’?！?span lang="EN-US">[32]以問題為導向，形成馬克思主義科技觀、科學哲學、科技倫理、科學與宗教等領域研究的“合力”。二是推進科學技術哲學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合作，如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管理學、傳播學、考古學等，在有關科學技術特別是高新技術的研究議題上，仍可發揮科學技術哲學的多學科“大口袋”與新學科“催化劑”之優勢。

最后，應追蹤科學技術的發展前沿，關注科學技術的社會運行。面向科技，面向社會，面向未來，也是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科學技術哲學“三大體系”的必然要求。其一應追蹤當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前沿，吸引并培養具有自然科學與工程技術學術背景的卓越人才，壯大科學技術哲學的隊伍規模，深化數學哲學、生物學哲學、物理學哲學、化學哲學、醫學哲學、認知科學哲學、系統科學哲學等分殊科學哲學研究。鼓勵哲學界與科學界、工程界等的合作探索，開創更多像工程哲學和工程倫理那樣實現良性互動的學科案例。其二應關注科學技術的社會運行，為促進科研倫理、科研評價、科研誠信建設獻計獻策，助力營造良好的科學研究風氣和科技創新環境。秉承哲學思考和人文關懷，分析科學技術應用對社會的影響，剖判科學技術與社會問題包含的價值與責任。其三應強化對科技革命和時代變革的前瞻性，探究人工智能哲學、科學技術與全球化、科學發展與生態文明等關系科技發展與人類未來的重大課題，發掘并借鑒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智慧，全面理解科技時代人的生存境遇。

結語

回顧數十年來的研究可知，中國科學技術哲學繼承傳統并開拓創新，已經取得了殊為不易的學科成就，形成了多元而有活力的學術格局，創造出了精彩且獨具特色的中國話語，但總體上學科規模仍然有限，學科定位有待理順，學科發展存在隱憂?？茖W技術哲學面臨的邊緣化和萎縮困境值得警惕，這關系到哲學與科學、哲學與時代關系的厘清。如果說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那么科學技術哲學應當成為科技時代精神的精華。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順應迅速發生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在已有基礎上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科學技術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正當其時?？茖W技術哲學不但可以發揮哲學專業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現代通識教育“三位一體”的特殊功能，而且能夠融會古代思想精華和西方哲學資源而運用于當代中國的實踐語境。肩負使命感的科學技術哲學工作者們應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的前提下，做好“哲學”和“科學技術”兩方面的文章，既遵循學術研究規律，又順應社會發展要求，善于發現新問題，敢于提出新思想，勇于打造新框架，勤于尋求新定位，使科學技術哲學成為哲學應用于科技時代的一張亮眼名片，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新時代的繁榮發展添磚加瓦。

【注釋】

[1]參見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 自然辯證法研究資料編輯組編：《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歷史與現狀》，知識出版社，1983，第260頁。

[2]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6，第22頁。

[3]參見黃順基主編：《科學技術哲學教程》，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1988，第1—3頁。

[4]參見黃順基、劉大椿主編：《科學技術哲學的前沿與進展》，人民出版社，1991，第1頁。

[5]《科學技術哲學》編寫組編：《科學技術哲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第3頁。

[6]關于這段“前史”，亦即20世紀90年代前自然辯證法在中國的發展歷程，龔育之曾撰寫文章《中國自然辯證法史》，分四部分連載于《自然辯證法研究》1991年第1—4期，將中國自然辯證法史劃分為準備階段、開始階段、廣泛傳播和發展階段、開創新局面階段。

[7]根據《中共中央宣傳部教育部關于高等學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論課課程設置調整的意見》（教社科〔2010〕2號），碩士生研究生“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由3學分必修課縮減為1學分選修課，博士生研究生“現代科技革命與馬克思主義”課程被取消。

[8]參見徐治立：《關于自然辯證法教學和學科建設策略問題》，《自然辯證法研究》2011年第12期，第21頁。

[9]《自然辯證法概論》編寫組編：《自然辯證法概論（2018年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第2頁。

[10]謝伏瞻：《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5期，第13頁。

[11]參見劉勁楊、李健民：《自然哲學的研究傳統與當代定位》，《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6年第5期，第65—72頁。

[12]劉大椿等：《一般科學哲學史》，中央編譯出版社，2016，第3頁。

[13]李三虎：《中國技術哲學：歷史、現狀和趨勢（上）》，《長沙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第15頁。

[14]參見吳國林：《當代技術哲學的發展趨勢研究》，經濟科學出版社，2018，第1—4頁。

[15]參見殷登祥：《試論STS的對象、內容和意義》，《哲學研究》1994年第11期，第41—48頁。

[16]參見肖顯靜：《中國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三十年概況——從“科學技術哲學”三種主要期刊文獻計量看》，《自然辯證法研究》2010年第1期，第69頁。

[17]參見黃晟鵬、孔燕：《科學社會學實證研究在中國的發展狀況及趨勢——基于科技哲學三大期刊論文的文獻計量分析》，《自然辯證法研究》2020年第2期，第64頁。

[18]參見陳曉平：《試論人類基因編輯的倫理界限——從道德、哲學和宗教的角度看“賀建奎事件”》，《自然辯證法通訊》2019年第7期，第1—13頁。

[19]根據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關于轉發〈關于制訂工程類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培養方案的指導意見〉及說明的通知》（學位辦〔2018〕14號），“工程倫理”正式納入工程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公共必修課。

[20]參見段偉文：《大數據知識發現的本體論追問》，《哲學研究》2015年第11期，第114—119頁。

[21]參見段虹、徐苗苗：《論大數據分析與認知模式的重構》，《哲學研究》2016年第2期，第105—109頁。

[22]參見成素梅：《人工智能研究的范式轉換及其發展前景》，《哲學動態》2017年第12期，第15—21頁。

[23]參見晏萍、張衛、王前：《“負責任創新”的理論與實踐述評》，《科學技術哲學研究》2014年第2期，第84—90頁。

[24]參見廖苗：《負責任（研究與）創新的概念辨析和學理脈絡》，《自然辯證法通訊》2019年第11期，第77—86頁。

[25]Cf. Cong Cao，Ning Li，Xia Li，Li Liu，“Reforming China‘s S&T System”，Science，341（2013），pp.460-462.

[26]Cf. Ruipeng Lei，Xiaomei Zhai，Wei Zhu，Renzong Qiu，“Reboot Ethics Governance in China”，Nature，569（2019），pp.184-186.

[27]Imre Lakatos，History of Science and Its Rational Reconstructions，Springer，1971，p.91.

[28]參見周瀚光：《中國科學哲學思想探源（上）》，載《周瀚光文集》第1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7，第95—112頁。

[29]參見殷瑞鈺主編：《工程與哲學（第二卷）——中國工程方法論最新研究（2017）》，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2018，第1頁。

[30]陳昌曙：《科學技術哲學之我見》，《科學技術與辯證法》1995年第3期，第3頁。

[31]于光遠：《關于“我國的一個哲學學派”》，《自然辯證法研究》2004年第2期，第3頁。

[32]王立勝：《論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中的六大關系》，《哲學研究》2019年第10期，第8頁。

原載：《哲學動態》2021年第5期

文章來源：“哲學動態雜志”微信公眾號（2021.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