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相對于“古代”，本質上是由人類社會生產力的飛躍性發展所標識出來的?，F代生產力發展的標志性事件就是最早興起于西方的工業革命。因此，我們通常所說的人類社會的現代化，就是指始于西方工業革命的現代化。從文明論的角度出發，恩格斯曾經指出，“文明時代是社會發展的這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分工，由分工而產生的個人之間的交換，以及把這兩者結合起來的商品生產，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完全改變了先前的整個社會”（《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74頁）。在生產力發展的催動之下，西方社會率先發展出具有現代形式的分工和所有制，從而率先開啟了人類社會的現代化道路。因而傳統的現代化道路就是指由西方文明所主導的現代化發展進程，其本質就是以西方文明為內核，融合了現代工業發展的資本主義現代化發展之路。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是相對于西方現代化道路而言的，它是以中華文明為內核的現代化發展模式，同時也是在現代工業文明發展的基礎之上以社會主義制度為原則和價值旨歸的現代化發展道路。在一定意義上，西方的傳統現代化道路可以表征為先發型現代化國家的典型道路，而中國的現代化新道路則可以被視為后發型現代化國家追求自身發展的新探索。

一.西方現代化道路的本質及其文明論缺憾

要理解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是什么，就要首先理解西方現代化“舊道路”是什么，從而在比較中發掘新意。而要理解西方現代化“舊道路”，首先就要理解其所根植的西方文明。美國著名政治學理論家拉塞爾·柯克曾對以歐美為主導的現代國際秩序的精神源泉，亦即現代西方文明的源流做出了歸納?？驴苏J為，作為殖民者來源地的歐洲，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觀念無處不在，這些觀念滲透進羅馬文明，而后進入中世紀文化，緊接著又在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之后進入歐洲人和美國人的思想（參見柯克,第74頁）?，F代西方文明正是古希臘文明、古羅馬文明、基督教文明與現代工業文明的綜合體。在這一綜合體的背后，隱藏著的是文明論上的“西方中心主義”和“殖民主義”兩大傳統。

首先，西方文明有著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義”傾向。這種中心主義思想可以追溯至中世紀時期西方傳教士們的“布道精神”。而后經過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西方漸趨發展出了一種由信仰中心擴展至經濟中心乃至文明中心等社會各個方面的中心主義思潮。在這一過程中盡管經歷了一些辯論，但是由于西方的工業化進程開啟較早，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從物質基礎的角度加深了西方社會在現代文明論上的“西方中心主義”結論。就西方自身內部而言，在19世紀以前，西方社會一直普遍認為在整個人類社會中只有自己是開化的、文明的，因此作為“文明”的西語詞匯一直都是單數形式，直到19世紀初葉以后，“文明”才首次以復數形式出現，但是西方人對西方文明以外的人類文明的認知卻始終十分有限。絕大多數歐美以外的非西方國家，在近代追求自身民族獨立和國家解放的過程中都曾一度基于社會歷史條件等原因，提出了世界的發達文明在西方的文明理論。例如，福澤諭吉就曾這樣講到：“現代世界的文明情況，要以歐洲各國和美國為最文明的國家，土耳其、中國、日本等亞洲國家為半開化的國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國家算是野蠻的國家。”（福澤諭吉，第9頁）雖然也有一些西方的歷史學家，如湯因比等人，提出了反對西方或歐洲中心主義的歷史觀念，但是直至今日卻始終沒能從根本上避除“西方中心主義”論調。這最終表現為，過去的近五百年間，在全世界范圍內的現代化發展認知中，現代化幾乎約等于西方化。

與此同時，西方還存在著根深蒂固的“殖民主義”傳統。在古典時期，希臘的政治雄辯家伊索克拉底就曾對腓力說過，“說服可用于希臘人，強迫可用于蠻族人”。(參見伊索克拉底，第122頁)他一生都在為建構一個具有統攝力的“希臘帝國”而奔波，這一信念也多次掀起了“泛希臘化”的政治浪潮。這種“希臘帝國”的精髓就在于對內民主與對外殖民，它是日后歐洲帝國殖民主義的精神原型與政治模板。（參見潘岳，2020年）在中世紀，高舉基督教教義之傳教大旗的十字軍經歷了數次“東征”，其本質上也是歐洲強國向外進行的殖民掠奪。進入工業文明以后，西方資本主義開啟了全球的資本擴張和殖民活動，在非洲、澳洲、南北美洲以及亞洲的許多地區，隨處可見近代以來西方殖民者的身影。對于殖民地地區資源的大肆掠奪、罪惡的奴隸貿易，甚至是對一些原著居民部落的滅絕，正映襯著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說的：“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71頁）

在“西方中心主義”與“殖民主義”的雙重邏輯之下，這一最早由西方開啟的現代化道路在當前社會歷史條件下受到了來自實踐和價值等諸多方面的挑戰。其根本原因在于，后發型現代化國家自身的現代化發展訴求受到了傳統西方先發型現代化國家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方面的束縛和限制。這種世界整體的內在發展張力同時就表現為，非西方文明對自身文明性的重拾與對“西方中心主義”文明論的反彈和抗爭；表現為非西方后發型國家的和平崛起訴求與西方先發型現代化國家“殖民主義”慣習之間的沖突和矛盾。當前，先發型現代化國家與后發型現代化國家之間在這一道路上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已經影響了人類社會整體的發展水平。先發型現代化國家憑借其資本和技術優勢開啟了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的無序擴張，西方中心主義大行其道，經濟壟斷、政治霸權和文化意識形態偏見隨處可見。這與后發型現代化國家追求均勢發展、不干涉他國內政的政治原則以及對自身文化多樣性保護的訴求之間存在著巨大矛盾。例如曾經作為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堅定捍衛者和受益者，美國長期在全球范圍內奉行長臂管轄戰略，同時依靠其發達的技術壟斷、金融霸權和軍事強權地位，長期干涉他國內政。這種情況尤其是在進入21世紀以后，伴隨著特朗普的上臺而表現得愈發鮮明。與此同時，世界各地區內部也存在許多既有道路所不能解決的棘手問題。例如在歐洲，出現了與其當初構想的民族國家體系漸行漸遠的政治新局面，歐洲各國提出了基于主權共享概念的歐盟體系并將其付諸實踐，然而卻又伴隨著英國脫歐公投的通過使其前景變得撲朔迷離。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暴發以后，西方資本主義道路的資本劣根性和政治操縱性輪番上演，出現了一幕幕令世人震驚的“防疫”舉措。一方面，在先發型現代化國家當中，西方發達國家在應對疫情上的軟弱無力、對疫苗的壟斷和價格操縱、為達到政黨和資本利益而忽視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自由主義”原則、為穩定經濟指標而實行的無節制通脹的經濟政策等，都使得深藏于西式現代化道路的資本控制和價值剝削本質暴露無遺。另一方面，對那些走在西式現代化道路上的后發型現代化國家來說，其制度漏洞在重大社會風險面前顯得脆弱不堪。例如，印度作為遵循西式現代化道路的后發型現代化國家的典型代表，曾經被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捧上所謂“自由民主”的“現代化”神壇，卻在此次新冠疫情沖擊下表現出全面大潰敗。這讓一切出于意識形態目的的政治掩飾、吹噓和借口變得毫無意義，所謂的西方式的制度優勢和道路優勢蕩然無存。

二.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形成及其文明論內涵

如果從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出發，并以此來作為開啟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指導思路，那么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就不是起始于21世紀的當下，而是發端于中國近代以來的救亡運動時期。它歸根到底是馬克思主義、中華文明與全球工業化浪潮相碰撞的淬生物。在這一淬煉過程中，中國共產黨起到了組織和凝結的關鍵作用。正是中國共產黨將中國式現代化道路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歷史主題緊密凝結在一起，譜寫了中華民族探索國家現代化的新篇章。

與西方文明在哲學和政治傳統上的“西方中心主義”和“殖民主義”不同，中華文明從一開始就表達了一種整體意義上的天下觀，和諧、共生是中華文明的內在根性。“文明”二字在中華文明知識體系中代表了一種全方位、立體化的認識方法?！兑?span lang="EN-US">·賁·彖》中說：“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振甫，第80頁）這段話深入淺出地勾勒了中國傳統的“文明觀”，即人類所創造的一切文化成果以及人類所從事的實踐活動，都屬于“人文”。“文明以止”，就是指人類改變自然、創造社會的全部活動，都要自覺地意識到可能達到的界限。（參見姜義華）在這樣一種人文關懷之下，人類文明的活動場域——“天下”被孕育出來。而“天下”又意味著“一個使世界成為政治主體的世界體系，一個以世界為整體政治單位的共在秩序。從天下去理解世界，就是以整個世界作為思考單位去分析問題，從而超越現代的民族國家思維方式”。（參見趙汀陽）在這樣一種中華文明內在的“天下觀”的指引之下，中國式現代化發展必然要維護世界多樣性，反對一切以自我為中心的“中心主義”獨斷論；必然是以天下共生共在原則去建構國與國之間相輔相成的存在關系，使世界的共同利益大于排他私利，拒絕一切以犧牲他人利益而滿足自己的“殖民主義”唯我論。

然而，近代歷史給予中華文明的現實條件卻并不優越。在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進行艱難探索以前，中國的現代化進路一直處于“向西看”的狀態，或者說是向著西方現代化學習和模仿的試驗階段。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近代以來東西方社會分處于工業革命的不同階段，進而形成的整體生產力條件的巨大差異所造成的。中國作為較晚進入工業文明的國家，從開啟工業現代化建設伊始，便面對著來自西方發達國家的巨大壓力，從而形成了與西方開啟現代化進程完全不同的歷史境遇。換言之，西方的現代化是從工業革命中生長出來的、由市場經濟推動的資本主義發展路徑，它是在社會生產力發生巨大變革的大背景之下，在市場經濟的運行秩序中進行的資本原始積累和資本全球擴張，并在此過程當中衍生出全球的殖民主義和資本壟斷，其自身不涉及本國民族的救亡運動，也不涉及來自外部侵略者的殖民壓力和政治控制。反觀中國的現代化，則是在殖民侵略之下被迫發展起來的、落后于同時期工業文明國家的、封建農業國的現代化，救亡圖存、反殖民、反封建等政治斗爭是彼時中國所要面對的首要問題，也是促使中國必須進行現代化變革的首要原因。在這樣一種大的社會歷史背景之下，中國近代諸多有識之士爭相登場，他們試圖將那些已然在西方獲得成功的現代化發展模式搬遷、運用于中國的現代化道路當中。然而，正如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等最終所表現的那樣，其結果并不理想。直到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式現代化發展才真正擁有了現實的政治基礎。

在中華文明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的過程中，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逐漸彰顯其在實踐與價值上的巨大優勢。在今天，東西方文明不斷碰撞，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世界各國都在謀求自身經濟利益發展的同時，開始注重和重拾對自身文明的傳承與文化的多樣性追求。舊有的工業化時代及其伴隨而生的世界秩序已經在全球范圍內逐漸褪去其往日的輝煌光芒，取而代之的是全球化發展的嶄新階段以及在新型世界格局下各方力量對世界多極化新秩序的理解與重塑。放眼全球，現代社會的工業化發展無疑已經進入了新的發展時代。在21世紀，由于信息化的普及和到來，人類社會的發展從總體上有了新的時代訴求，亦即，人對自身所處社會的進步性要求更加明確并富有多樣性。在當前階段，一方面世界各國開始重新反思舊有國際秩序的合理性及其運行機制的合法性基礎，新興國家希望能夠在西式價值標準下獲得更多的話語解放；另一方面，由于高效聯動的現代工業的跨國發展，世界各國已經在事實上逐漸演變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和價值共同體。種種跡象都在表明，歷史在呼喚一種追求文明論上崇尚“共同價值”的新型現代化道路，并以此來解決舊道路無法解決和完成的人類社會的未來發展任務。在這一層面上來說，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具有重大的文明論意義。

三.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內在訴求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歷史唯物主義，雖然促成中國從自身的實際情況出發來探索和發展適合自己的現代化道路，其客觀原因在于中國與西方所具有的不同歷史境遇和社會條件，但是，歷史境遇和社會條件的不同還僅僅是構成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與眾不同的客觀條件，這里還缺乏形成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主觀要素。而這一主觀要素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入、中國共產黨的有力領導與中華文明的自身特點所決定的。因此，要想說明中國式現代化道路能夠被廣泛運用，并且在一般的意義上來說明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道路可以被稱為一種面向未來、適合世界各國參考借鑒的“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就必須要明確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核心內容和發展機制。僅僅回溯歷史上那些促成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形成的不同的客觀條件是不夠的，因為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絕不僅僅是一種只適用于特定歷史條件下符合中國自身發展的“獨特道路”，它還是一種更具廣泛意義和適用性的、不同于西方式現代化“舊道路”的“新道路”。要做到這一點，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必須面向當下的歷史問題、必須面向世界歷史未來發展的大趨勢、必須擁有更具世界性和人類發展包容性、前瞻性的大格局。亦即是說，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究竟是否符合人類歷史的前進和發展規律、能不能承擔起引領世界開啟新一輪現代化變革的社會歷史重任，是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最終能否成功發展起來的關鍵所在。這首先就表現在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內在訴求上。

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面向的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具體而言，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道路提出了針對國內社會和國際社會兩個層面的發展訴求：對于國內，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歷史主題緊密結合，其最終目的就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為基本路徑，邁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并且能夠在新時代更好地解決我國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對于國際，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其最終目標是以社會主義的發展理念，追求人類共同價值，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以上這兩種面向是相輔相成的。

就第一個方面來說，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服務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它實際上集中回答了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問題。對于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探索實際上在中國近代以來便早已萌芽，并且伴隨著中國共產黨的誕生而逐漸具象化。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革命時期，毛澤東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提出中國具有自身的革命特點以及自身革命的特殊性，他提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是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史中所沒有的，或是同那些國家不相同的”（《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04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從1956年毛澤東針對照搬和借鑒蘇聯體制的一系列弊端果斷提出“走自己的路”，到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開幕式上明確提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頁），再到胡錦濤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正式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立足基本國情，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胡錦濤文選》第3卷，第526頁)。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經歷了一個艱苦的探索過程。對于中國而言，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歸根到底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主題，由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創造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成就的發展之路，是讓中國人民實現共同富裕之路，進而就是要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

就第二個方面來說，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要積極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所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就是指世界政治格局出現了重要變化、全世界開啟了新一輪的財富轉移和文化權力轉移，其內涵包括但不限于：“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推進加快重塑世界步伐;經濟全球化持續發展推進全球治理變革;世界多極化穩步推進使國際力量趨向平衡;大國戰略博弈推動國際體系深刻變革;文明交流互鑒強化世界多元。”（參見王少泉）在這樣一個大的歷史背景下，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有助于形塑新的世界秩序，以便幫助世界各國共同面對舊有世界秩序的失利與失衡。

雖然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也是在近代工業化的物質基礎之上生長起來的，但是它的根本訴求卻與西方資本主義所主導的現代化舊道路截然不同，從根本上它是反對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異化和剝削本質的。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不再一味追求物質財富的簡單增長，反對以犧牲自然環境為代價換來人類社會的物質財富原始積累，主張“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不再追求GDP的單一指標，而是追求共同富裕；不再一味追求生產效率，而是追求兼顧效率與公平……總之，無論是面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還是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都主張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協調發展，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其引領世界范圍內人類文明發展的方向變化是全方位的。在這樣一種新的發展訴求之下，中國和世界的發展都面臨著新的可能性。

四.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力量源泉

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新道路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產物,其力量既源自社會主義的制度力量，同時也涵蓋中華文明的精神力量，并且它時刻凸出和彰顯了人民的力量，而其力量的核心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首先，中國力量的形成離不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指出，“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以‘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大無畏氣概，書寫了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上最恢宏的史詩”（習近平，2021年）。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正是在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走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史詩中逐漸打磨成型的。毛澤東曾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指出，“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350頁）。中國共產黨首先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它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先鋒型政黨，是以科學的思想武裝起來的工人階級政黨，無論是在中國的革命時期、建設時期、改革時期還是當前所處的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始終發揮著工人階級先鋒隊的帶頭作用，它在不斷的自我革命和社會變革中淬煉了一身本領；中國共產黨同時也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它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與人民群眾始終站在一起，休戚與共、生死相依，沒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也從來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任何權勢團體、任何特權階層的利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矢志不渝的宗旨和價值追求，這最終匯聚成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排除萬難、創造輝煌的精神力量。此外，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的，中國共產黨始終把統一戰線擺在重要位置，不斷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奮斗的力量。正是中國共產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也正是中國共產黨始終秉持著“堅持真理、堅守理想，踐行初心、擔當使命，不怕犧牲、英勇斗爭，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習近平，2021年）的偉大建黨精神，才最終使得中國共產黨的力量源源不絕地轉化為“中國力量”。

其次，中國力量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力量的集中體現。中國秉持著社會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最終成功創造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鄧小平同志曾說過：“我們的黨和人民浴血奮斗多年，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盡管這個制度還不完善，又遭受了破壞，但是無論如何，社會主義制度總比弱肉強食、損人利己的資本主義制度好得多。我們的制度將一天天完善起來，它將吸收我們可以從世界各國吸收的進步因素，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這是資本主義所絕對不可能做到的。”（《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7頁）這也正如習近平總書記不止一次指出的，我們最大的優勢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這是我們成就事業的重要法寶。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各國的現代化進程更加需要形成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治組織能力。實踐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既克服了資本主義制度體系在應對資本無序擴張時的軟弱乏力，又克服了“蘇聯模式”對國家社會各個層面過度管控的僵化模式，是一種成功的現代化制度探索。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區別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形成了世界上特有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它既堅持了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根本性質，又借鑒了古今中外經濟制度建設的有益成果；它既不是所謂的國家資本主義，又充分發揮了國有資本、民營資本和混合所有制經濟的作用，無疑為促進經濟發展提供了新型的現代化制度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形成了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人民當家作主。在政黨方面，“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運所系”（習近平，2021年）。在政府方面，中國政府的責任型政府性質和中國共產黨的使命型政黨性質相結合，構成了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政治力量所在?？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強大后盾，它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一心一意辦實事的制度力量。

再次，中國力量是中華文明在現代社會重新煥發生機與活力的集中體現。作為一種精神力量，它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產物，同時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時代精神相結合的產物。在指導思想上，馬克思主義始終處于指導地位，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歸根到底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行！”（同上）因此，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絕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同時，中華民族有著5000多年源遠流長的文明歷史，在自身團結奮進、奮發圖強的同時，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其所塑造的精神力量無疑為世界提供了新的發展理念。與西方文明長期信奉“強者必霸”“弱肉強食”的社會進化論不同，中華文明信奉的是“和為貴”“和平發展”與“和諧世界”的社會共生論。長期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利用手中掌握的國際媒體和話語資源進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強制輸出，借用套用“文明沖突論”“修昔底德陷阱”等政治理解模式，掩蓋資本主義借用軍事武力和經濟霸權對世界市場強加支配和操控的內在實質，試圖將世界的現代化解釋權牢牢把控在自己手中，從而遏制后發型現代化國家的發展上限，進而阻礙人類文明的多樣性和多元性發展訴求。從中華文明5000多年的文化沉淀和歷史經驗出發，從中華文明歷久彌新的“天下觀”切入，對當前世界秩序和全球化發展加以重新解讀，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為世界的和平穩定發展提供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話語體系。從思想文化對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影響而言，中華文明的“天下大同”“生生不息”“共生共榮”等傳統思想的精華，有力地從政治話語方面破解了西方資本主義強權政治的意識形態迷霧，為世界上真正熱愛和平與發展的人們凝聚了共識、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重要精神力量。

最后，中國力量歸根到底依靠的是人民的力量。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力量之源就在于人民力量。只有把人民的力量徹底發揮出來，不斷改善現實的人的素質、能力、生活、思維方式和各種社會關系，才能真正以社會主義的方式實現人類社會的現代化發展。從唯物史觀的角度來看，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始終堅持人民立場，真正做到以人民為中心，堅信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體和創造者，始終把人民利益擺在至高無上的地位，將造福人民作為目標，這便是中國力量之源。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所說，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同上）。如此一來，基于人民立場的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便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主導的基于資本利益和政黨政治的現代化舊道路形成了鮮明對比。西方現代化舊道路中所堅持的所謂“民主”其實質是以選票為中心、以資本利益為中心；其多黨制實際上也只不過是以黨派利益為原則。這使得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中的人民立場被徹底凸顯出來。堅定不移走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就是要在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上取得實質性進展，因為只有人的現代化才是現代化的真正前提和歸宿，或者說，現代化的本質就是人的現代化。

五.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對后發型現代化國家的啟示

中國式的現代化發展與西方發達國家有很大不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西方發達國家是一個“串聯式”的發展過程，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信息化順序發展，而作為后發型現代化國家，中國的發展則是一個“并聯式”的過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是疊加發展的。（參見《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述摘編》，第159頁）這就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從時空條件的視角來看，是何等地來之不易。它是中國共產黨百年來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踐中走出來的，是對中華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現代傳承，既有深厚的歷史淵源，也有廣泛的現實基礎。

2017年1月17日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2017年年會開幕式上，習近平總書記就曾指明，中國的發展關鍵在于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走出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這是一條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道路，是一條改革創新的道路，同時也是一條在開放中謀求共同發展的道路。這表明，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不僅僅是中國自己的現代化新道路，它還是向世界開放的現代化發展之路，是中國作為后發型現代化國家走向現代化的成功之路。這一新道路依托于中國力量，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同時也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新的實踐方案——“中國方案”。在這一方案之下，無論是強是弱，世界上各個民族國家和地區都能夠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和文化訴求去發展自身的現代化之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求同存異、合作共贏將成為人類社會現代化的真正主旋律，人類社會現代化的發展紅利也因此才能真正面向全世界開放。

首先，中國方案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方案，它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各個方面都有著突出的中國特色和社會主義特點。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中國共產黨關注人類前途命運，同世界上一切進步力量攜手前進，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習近平，2021年)。因此，由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開創的社會主義的中國方案，既是中國的方案，也有世界的關懷，其核心就是堅持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新模式來推動和引領世界范圍內的現代化新發展。中國始終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不斷提升發展的內外聯動性，在實現自身發展的同時更多惠及其他國家和人民。站在這樣一種全球高度上，中國打破了將全球化等同于西方化、將西方化等同于現代化的話語壟斷和實踐困局，為后發型現代化國家提供了一條可以選擇的新道路。

其次，中國方案不是要把走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國家或地區變成另一個美國或者歐洲，而是要求世界各國根據各自國家的文化和國情，在實事求是的探索中追求現代化，既要發展又要堅持獨立（參見鄭永年）。這才是中國方案對全世界范圍內現代化進程的意義所在。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新道路要求后發型現代化國家堅持走自力更生的新路，堅決不走西方殖民主義的老路；堅持走和平發展的新路，堅決不走侵略主義和霸凌主義的老路；堅持社會主義人道的新路，堅決不走資本主義異化的老路。

歸根到底，中國方案就是運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來引領社會物質財富的全面發展，從而努力實現共同富裕；運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對現實的人類實踐加以指導，追求并尊重全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價值，反對西方主導下僵化的、形而上學式的普世價值，反對資本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話語霸權和獨斷論；以中華文明中的天下、命運共同體、和諧共生等思想為依托，結合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理想，反對西方文明視角下的零和博弈與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反對長臂管轄和世界警察，反對后現代的新型階級壓迫和全球資本剝削。

在實踐層面上，中國方案“加大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援助力度，促進縮小南北發展差距。中國支持多邊貿易體制，促進自由貿易區建設，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習近平，2017年）。從總體上來看，中國方案主張“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旗幟，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推動建設新型國際關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以中國的新發展為世界提供新機遇”（習近平，2021年）。它已然逐漸成為一種超越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引領世界各國繼續現代化發展的新方法。

六.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彰顯著人類文明新形態

現代化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概念，它是隨著人們對現代化的實踐和認識不斷豐富、不斷完善的動態的總體性概念。在既往的現代化道路中，誕生自西方文明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通行全球，自由市場和國際貿易成為主導和促進世界經濟全球化的基礎和內在機制，由之而來的“國際社會”牢牢生長在西式的“自由秩序”之上。這種由西方文明發起的、具有全球性意義的現代化道路力圖通過一整套在西方工業文明和自由主義價值觀念主導下的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來達到追求自身發展和抑制世界的無序性的目的。它旨在促進自由貿易和穩定的國際金融體系，確立可以接受的解決國際爭端的原則，并在一旦爆發戰爭時對交戰行為施加一定的限制。（參見基辛格，第XV頁）對這一道路的堅持，使得肇始于西方的工業和資本的全球化把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國家和地區都卷進了世界現代化的進程。同時，作為現代化表現形式的全球化，又無時不在影響和制約著世界上各個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發展。然而，這一傳統的現代化模式在今天遇到了兩大困境：一是人的現代化與社會的現代化之間的矛盾；二是局部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與人類整體的現代化之間的矛盾。

首先，未來世界的現代化發展之路必然追求人的現代化與社會的現代化的辯證統一，而這正是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孕育之源。由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所孕育的人類文明新形態，是社會作為總體辯證發展的結果?；谥袊厣鐣髁x現代化道路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從根本上區別于由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創造的人類文明舊形態。相較于以往西方的現代化道路僅僅要求實現社會物質財富增長的資本主義舊文明，新道路不僅要求實現工業化，還要實現人類社會全面發展的、以人民為中心的人性化的社會主義新文明。這就是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為人類文明發展形態給出的新答案。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生態等各個方面來看，人類文明新形態絕不是由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主導的片面的工業化文明，在對待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等各個方面都有著與后者不同的新特點。它是社會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全新產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主導下的現代文明，是從全面的、整體的視角出發，來處理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的全新人類文明發展方式。它要求以新的科學技術為基礎，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社會的全面進步為根本目標。這就意味著，人類文明新形態不僅僅是傳統的經濟現代化，而且還是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五位一體”協調發展的總體現代化；它追求的不是一部分人、一部分階級的現代化，而是全體人口的現代化。在這一意義上，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導向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就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文明新形態。它實際上就是中國共產黨團結和帶領中國人民創造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隨著社會歷史的進步和發展，這一新的文明形態必將在國際舞臺上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其次，未來世界的現代化發展之路必然追求全球化共同發展，追求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整體發展。從經濟領域來看，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主張形成世界各國經濟的自主發展，各國能夠憑借自身優勢發展自身的經濟制度和經濟模式，國際上不再受制于他國的資本壟斷和金融霸權，國內反對任何以犧牲部分人的利益為代價獲取財富積累，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從政治領域來看，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主張實現世界多極化，反對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在國際關系上各國奉行“不干預”政策，堅持國家之間和平共處、求同存異，在國內實現人民立場，打造適合自身發展的政治體制，踐行一切以人民為中心。從文化領域來看，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在國際上奉行文化多元主義，努力消除一切形式的文化中心主義、消除意識形態領域的價值偏見，在國內拒絕種族主義、拒絕任何形式的民族歧視，尊重少數族裔的平等文化發展權利，注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從社會領域來看，在國際上注重對人類社會未來發展有長遠規劃，富有使命感，在國內努力實現社會均衡發展，注重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從生態領域來看，全人類共同努力維護地球生態，遵守國際生態環境保護的各項公約條款，注重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反對任何國家、任何團體、任何個人以犧牲自然環境為代價攫取物質利益。

由于這種新的人類文明形態是社會主義式的，因此它堅持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不懈追求的價值理想，把堅持共同富裕作為人類社會的必然追求，堅持“五位一體”全面推進人類文明，堅持共同價值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就明確談到，“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習近平，2021年）。這一重要論述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促進人類社會現代化發展意義上的最新升華和總結，它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身特質和“五大文明”協調發展的核心訴求出發，闡明了現代化道路發展的中國式新路向，更闡明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未來發展趨勢。在一定意義上，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是創造社會主義現代化文明新形態的必由之路；人類文明新形態是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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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自《中國哲學年鑒》（2021年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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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哲學中國”微信公眾號（2022.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