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著作或教材的學理化不足和政策解讀的味道太濃成了影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的“阿喀琉斯之踵”。本文結合習近平的系列重要論述，從哲學基礎、科學研究方法、實踐認識論三個層次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進行研究。唯物主義歷史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哲學基礎，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存在“中介范疇”生產方式，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基本原理是其核心命題，把握生產力發展規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關系是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樞紐，國家、文化、理念、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筑對于構建中國特色社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研究方法是辯證法，以辯證思維、系統思維、創新思維、底線思維等組成的科學思維方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研究方法上的創新和發展，科學抽象法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實踐認識論上的創新是提出了堅持問題導向、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等方法。在這三個層次的基礎上，本文結合馬克思和蘇聯東歐學者的成果，對西方經濟學數學濫用進行批判，對數理方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的應用進行分析。

【關鍵詞】唯物主義歷史觀；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科學的思維方法；實踐認識論

當前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著作或教材，無論是板塊結構的著作或教材，還是按照《資本論》結構編寫的著作或教材，大多數缺乏作者所述的“從抽象到具體”“邏輯與歷史一致”等基本邏輯，政策解讀味道太濃和學理化不足依然是“阿喀琉斯之踵”。如果說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如毛澤東所講社會主義制度建立時間太短還不足以編寫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如鄧小平所言也只能寫出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20年前習近平基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時間太短所講“不可能就此形成一個科學、完整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體系”的話，那么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我們已經基本具備了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條件。但是為什么不能寫出一部既能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上升為“系統化學說”，又能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還能為應用經濟學奠定基礎的著作或教材呢？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傳統政治經濟學范式的影響根深蒂固，擺脫該路徑依賴的轉移成本很高，需要對其方法論進行深入的研究，并結合中國實際進行理論創新。方法論是對科學方法的研究，本文從哲學基礎、科學研究方法、實踐認識論三個層次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進行研究。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哲學基礎

任何一種經濟理論體系，都是以一定的哲學思想作為基礎的。英國古典經濟學以英國唯物主義哲學為其哲學基礎，實證主義、規范主義和實用主義等都做過西方經濟學不同流派的哲學基礎，20世紀的西方經濟學卻彌漫著證偽主義的故事，我們熟知的功利主義、個人主義、整體主義也是基于哲學基礎而言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其哲學基礎一定是唯物主義歷史觀。

（一）究竟什么是唯物主義歷史觀

在我們熟知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對自己40年代以來研究的成果進行了概況和總結。對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馬克思的“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對于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馬克思的“既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被學術界普遍稱之為唯物主義歷史觀的經典表述。

但是，把它作為經典描述是有內生缺陷的，這不僅因為標志唯物主義歷史觀形成的是《德意志意識形態》不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而且因為馬克思在成熟著作《資本論》中專門對它進行了修改，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有過專門的論述。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從哲學批判轉向政治經濟學批判，將“物質生產”作為出發點，在對費爾巴哈的唯心主義歷史觀批判的基礎上，將新的歷史觀（唯物主義歷史觀或歷史唯物主義）概括為“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闡述現實的生產過程”“從市民社會出發闡明各種不同的理論產物的意識形式，如宗教、哲學、道德等等，并在這個基礎上追溯它們產生的過程”。

在《資本論》（第一卷）的注釋中，馬克思專門對《〈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敘述進行了修改，把“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修改成“一定的生產方式以及與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1872年出版的《資本論》（第一卷）法文版也做了同樣的修改。這說明將馬克思早期著作中有關唯物主義歷史觀表述作為經典論述是有瑕疵的。何況，在《資本論》出版后，在馬克思親自參與編寫的《反杜林論》的“第三編社會主義”的“理論”一節中，對唯物主義歷史觀進行了專門的論述，強調了“生產以及隨之而來的產品交換是一切社會制度的基礎”“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

（二）社會主義的生產力發展規律

生產力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的基礎和條件。對此，馬克思早在1846年致安年柯夫的信中就明確講過：“任何生產力都是一種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動的產物?！币蚨?，“人們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的生產力——這是他們的全部歷史的基礎”。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強調了生產力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先決條件，明確指出：“把社會生產力及其發展形式的一定階段作為自己的歷史條件”，而這個條件不過是“一個先行過程的歷史結果和產物”。因此，一個國家或地區分析所處的歷史階段和確定經濟發展戰略時必須考慮它的生產力狀況。傳統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把唯物主義歷史觀這一揭示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命題誤讀為“生產力一元決定論”，把基礎和先決條件當作了決定因素，并試圖用“生產關系反作用生產力”來解釋不能解釋的事實。事實上，在“生產力—生產關系”的圖式中還存在中介范疇生產方式，是“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而不是傳統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上的“生產力—生產關系”。生產力是形成生產方式的基礎條件，亦即生產方式的選擇并不是隨意產生的，它要以已有的生產力為先決條件，而新的生產方式可能促進生產力發展，也可能阻礙生產力的發展，亦即生產力是生產方式滯后變量而不是相反。

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推動了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一個不依賴我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在新中國建立初期，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正是準確判斷我國生產力發展狀況，選擇了適合生產力發展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在短短幾十年里建立起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中國經濟的騰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我們黨堅持遵循生產力發展規律，努力掃除一切阻礙生產力發展的障礙，大大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創造了人類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跡。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依據我國生產力發展狀況，對我國經濟所處的發展階段和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做出了科學地判斷，創造地提出了“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產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冰山雪地也是金山銀山”等著名思想，并將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和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優勢有機結合起來，極大地促進生產力發展，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理論，為社會主義國家如何利用制度的優勢，如何選擇生產方式以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關系

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關系是唯物主義歷史觀的重要命題，但是由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可以從生產力、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相互之間的關系中推導出來，因而它不是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元命題，但它存在一切社會形態之中，并且貫穿于每一個社會形態的始終。對于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關系，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做過精彩的評述，他講道：“每一個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形成現實基礎，每一個歷史時期的由法的設施和政治設施以及宗教的、哲學的和其他的觀念形式所構成的全部上層建筑，歸根到底都應由這個基礎來說明?！毙枰f明的是，馬克思、恩格斯所講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主要分析的是社會形態更替意義上的關系，而社會主義生產方式變更中的上層建筑適應經濟基礎的調整并不具有社會形態更替的含義。因此，我們需要研究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

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集中體現在經濟和政治的辯證關系，列寧、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等國家領導人在不同的時期都提出過“經濟是政治的集中表現”“經濟是最大的政治”等相關論述。對社會主義政治與經濟問題的關注可以從布魯斯1978年出版的《社會主義的政治與經濟》書名中看出。對于社會主義政治與經濟關系，習近平指出：“經濟離不開政治，政治也離不開經濟”“經濟政治化和政治經濟化，應是經濟和政治辯證統一關系和諧發展的集中體現?！?/span>

政治的核心是國家，國家是政治的權力機關，國家通過制定和實施法律等強制性手段與運用財政、貨幣等經濟手段，影響經濟生活。社會主義國家不僅要扮演“守夜人”的角色，而且還要在黨的領導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制定發展戰略，加強頂層設計，克服“市場失靈”，為社會主義奮斗目標砥礪前行，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的發展。因此，在社會主義國度里，國家是一個具有強大建設功能的主體，而這些都建立在黨的集中領導之下。要理解社會主義政治與經濟關系，需要充分理解國家的作用和黨的領導的政治優勢。習近平明確指出：“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為實現政治與經濟的辯證統一找到一種迄今為止的最佳形式?！?/span>

關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習近平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還有一個重要的論述：“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決定于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基礎，同時又反作用于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基礎，乃至于起到決定性作用?！薄澳酥劣谄鸬經Q定性作用”是對馬克思經濟基礎—上層建筑關系基本原理的創新和發展，為理解為什么要加強黨的統一領導、為什么要以新發展理念引領、為什么要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等提供了依據。

習近平對于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關系的系列論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有力地指導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是對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創新和發展。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科學研究方法

恩格斯曾經指出：“唯物主義歷史觀及其在現代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上的特別應用，只有借助于辯證法才有可能?！绷袑幵凇墩軐W筆記》中也做過相關的論述：“雖說馬克思沒有遺留下‘邏輯’（大寫字母的），但他遺留下‘資本論’的邏輯，應當充分地利用這種邏輯來解決當前的問題?！凇Y本論’中，邏輯、辯證法和唯物主義的認識論不必要三個詞：它們是同一個東西都應用于同一門科學，而唯物主義則從黑格爾那里吸取了全部有價值的東西，并且向前推進了這些有價值的東西?！币虼?，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僅有哲學基礎是不夠的，還需要借助辯證法這一科學研究方法將唯物主義歷史觀具體應用于理論構建之中。

（一）科學的思維方法

辯證法是馬克思研究政治經濟學運用的根本方法。習近平創造性地將辯證法運用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之中，形成了系統思維、辯證思維、創新思維等完整的科學思維方法。

系統思維（又稱為系統觀念）是將研究問題當作一個整體來看待，從全局出發去分析和解決問題，去認識不斷變化的經濟規律的思維方法。從某種意義上講，黨的十八大以來所取得了歷史性成就，就是運用系統思維方法的結果。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國發展環境面臨深刻復雜變化，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經濟社會發展中矛盾錯綜復雜，必須從系統觀念出發加以謀劃和解決，全面協調推動各領域工作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辯證思維是運用唯物辯證法分析和解決問題的思維方法。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關系、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需求側管理相結合、統籌發展和安全的關系、堅持自力更生和對外開放相結合等，把握經濟規律，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在實踐中形成了完整辯證思維。

創新思維是突破舊有理論或制度羈絆創造性地解決問題的思維方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嶄新的事業，需要不斷突破已有實踐和認識的創新過程。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準確把握我國生產力所處的階段，對我國經濟形勢做出經濟進入新常態的科學判斷，創造性地提出了新發展理念，引領中國進入新的歷史階段。

（二）科學抽象法

科學抽象法是《資本論》中運用的重要方法，也是對于社會科學具有普遍意義的科學方法。我們耳熟能詳的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所講：“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边@是因為分析經濟形式不能像研究自然科學那樣做重復的實驗，就交易價值而言，倍數再高的顯微鏡也無法看出商品中所包含的交換價值，化學試劑也一樣，“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個化學家在珍珠或金剛石中發現交換價值”，而馬克思運用科學抽象法輕易地解決了這個難題，分析經濟形式只有借助于“抽象力”。

科學的抽象法包括兩個相互聯系的科學思維過程：第一個過程是從具體到抽象，對社會的研究從感性具體出發，對“渾沌的具體”進行分析，達到“越來越稀薄的抽象”，形成“抽象的規定”；第二個過程是從抽象到具體，以“抽象的規定”為出發點，經過綜合，在思維行程中形成理性的具體。對于這兩個過程，馬克思指出，從政治經濟學方面考察某一個國家的時候，從實在和具體開始“似乎是正確的，但是更仔細地考察起來，這是錯誤的”，而從抽象到具體的方法，“顯然是科學上正確的方法。具體之所以是具體，因為它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第一個過程是科學研究的方法，需要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礎上，進行科學的抽象；第二個過程是敘述的方法，由于從抽象的規定再上升到理性的具體，科學的理論體系才能建立起來，因此敘述方法也離不開研究方法。

科學的抽象法是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遵循的方法。就作者掌握的文獻來看，在已有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著作或教材中并沒有發現這個邏輯，這一點與是否采取《資本論》的體系結構并無關系。如果說馬克思的《資本論》揭示了“現代社會的經濟運行的規律”的話，那么《資本論》中的邏輯也同樣適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商品”范疇為邏輯起點，依然是一個可行的選擇。

（三）邏輯與歷史一致的方法

邏輯與歷史一致的方法是科學抽象法中第二個過程緊密相關的辯證思維方法。這里的“邏輯”是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行程的邏輯，包括起點范疇、中介范疇和終點范疇的各個環節，展現為概念和范疇的邏輯體系；而這里的“歷史”是指在一定時期實在事物自身運動的現實過程。一般來說，邏輯和歷史是一致的。由于“歷史”雜亂無章，有時還會出現跳躍或偶然的事情，因此需要對歷史“去偽求真”，將不能反映本質或規律的偶然事情剔除出去。

邏輯與歷史一致體現了唯物史觀方法論的科學性，因為即便是古典經濟學最優秀的代表，也很少做到邏輯與歷史一致。有些歷史感的亞當·斯密由于發現資本主義出現以后商品的交換價格不再圍繞價值波動，因而在他的體系中出現了被馬克思稱為三種甚至四種相互矛盾的價值理論；而缺乏歷史觀的李嘉圖正好相反，竟然讓原始的獵人與漁夫按照商品生產者進行交換而忘記了時代，邏輯的不一致成了李嘉圖學派解體的根本原因?！顿Y本論》是邏輯與歷史一致的典范，熊彼特稱《資本論》（主要是“相對剩余價值”篇）實現了“理論與歷史的化學融合”。邏輯與歷史一致的方法也是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遵循的方法。除了需要加強從抽象到具體的邏輯體系構建外，還需要加強“歷史”尤其是新中國經濟史的研究，做到邏輯與歷史一致。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實踐認識論

盡管實踐認識論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實踐是認識的基礎”“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實踐是檢驗認識正確與否的唯一標準”，我們在中學時代就已經熟悉，但是將實踐認識論納入政治經濟學方法論范疇，尚不多見。習近平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注重調查研究，創造性地提出了堅持問題導向、注重調查研究、穩中求進工總基調等方法，是對馬克思主義實踐認識論的創新和發展。

（一）堅持問題導向的方法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始終堅持問題導向，從鮮活的實踐而不是從本本出發，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梢院敛豢鋸埖卣f，堅持問題導向是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的實踐認識基礎。中國具體實際就是現實中的問題，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就是堅持問題導向的方法。正如習近平所強調的：“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干革命、搞建設、抓改革，從來都是為了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span>

現實問題不是來源于文本，不是來源于空洞的說教，而是來源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堅持問題導向就是堅持直面現實的經濟學分析方法。對此，習近平明確指出：“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必須落到研究我國發展和我們黨執政面臨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上來，落到提出解決問題的正確思路和有效辦法上來?！?/span>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是前無古人的實踐探索，如果我們堅持問題導向，直面實踐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堅持不懈地進行理論創新，那么我們一定會將實踐的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同時在實踐中進行進一步的完善和創新。正如習近平所指出的：“問題是創新的起點，也是創新的動力源。只有聆聽時代的聲音，回應時代的呼喚，認真研究解決重大而緊迫的問題，才能真正把握住歷史脈絡、找到發展規律，推動理論創新?！?/span>

（二）注重調查研究

調查研究是獲取真實信息，做出科學決策的前提，是一種重要的研究方法。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毛澤東、鄧小平等中國共產黨主要代表都非常重視調查研究。習近平非常重視調查研究。在正定縣工作期間，作為縣委書記，習近平騎自行車跑遍25個公社222個大隊，在寧德地區工作期間，作為地區書記，習近平拿著柴刀披荊斬棘3個多小時步行，來到有著“西伯利亞”稱謂的上黨村，在浙江工作期間提出了著名的“四下基層”思想。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研究。例如，在脫貧攻堅這一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之中，習近平深入貧困村貧困戶進行了50多次調研，對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進行了實地考察，主持了7次中央扶貧工作座談會。

（三）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

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是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明確提出的工作方法，是實踐認識論在經濟工作中的具體應用，也是做好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重要方法。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了新常態，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彌足輕重，習近平在多個重要會議和講話中都進行了強調，是新時代實踐認識論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也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每年都強調的工作方法。例如，習近平在2014年12月9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對穩和進的關系進行了分析，明確指出：“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穩’的重點要放在穩住經濟運行上，確保增長、就業、物價不出現大的波動，確保金融不出現區域性系統性風險?！M’的重點要放在調整經濟結構和深化改革開放上，確保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創新驅動發展取得新成效?！€’和‘進’要相互促進，經濟社會平穩，才能為調整經濟結構和深化改革開放創造穩定宏觀環境；調整經濟結構和深化改革開放取得實質性進展，才能為經濟社會平穩運行創造良好預期?！薄胺€”是做好經濟工作的基調和大局，只有把握了這個前提，才能守住資源、生態、民生的底線，才能守住防范系統風險的底線，經濟才能平穩發展。在“穩”的基礎上，要在關鍵領域“進”，在調整經濟結構和深化改革開放上取得新進展。

四、數理方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應用

盡管充斥著“數字游戲”的西方經濟學確實存在著數學的濫用問題，對經濟現象的描述掩蓋了對事務本質的理解，但是作為工具屬性而不是價值屬性的數理方法依然有借鑒意義，排除數理方法等的應用，將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建設進入“重定性輕定量”的誤區中走不出來，不僅影響其本身的學理化，也影響它在應用經濟學中的基礎性地位和應用。

（一）馬克思非常重視在經濟學中使用數學方法

對于數學的重視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一道亮麗的風景線，馬克思曾經說過:“一種科學只有在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方?！彼诮o恩格斯的信中專門強調了數學的重要性：“我不止一次地想計算出這些作為不規則曲線的升和降，并曾想用數學方式從中得出危機的主要規律?！?/span>

馬克思所處的年代，高等數學的應用還比較少見，馬克思沒有使用微積分、線性代數等高等數學知識對社會總資本再生產實現條件、經濟增長公式等進行表述，不過《資本論》中同樣使用了數學方法，例如，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的圖式、剩余價值率的數學公式表示。在馬克思的手稿中，馬克思在推導剩余價值率時還使用了當時非常先進的微積分知識，馬克思寫道：“從嚴謹的數學的角度來看，這里闡述的觀點也是正確的。因而，用微分計算，假設，其中Ｃ是不變量。ｘ變為，不會改變Ｃ的值。因為不變量不發生變化，所以 ?？梢?，不變量的微分是０?！辈粌H如此，馬克思還對數學進行了專門的研究，并留下了《數學筆記》。

對于數學的應用，恩格斯不僅在《反杜林論》中給予了馬克思“精通數學”的高度評價，而且，恩格斯在物理學、數學筆記中使用了大量的高等數學知識。

對于政治經濟學是否適合數學應用的問題，正如吳易風先生所講：“有些學者認為，數學不是政治經濟學的工具，運用數學無法解決政治經濟學的問題，還有些學者認為馬克思經濟學排斥數學方法。實際上，這些觀點都是誤解?！?/span>

（二）加強數理方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應用

馬克思重視數學的傳統被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學者所繼承，我們熟知的蘭格的市場社會主義理論使用的就是一般均衡方法，1960年在《經濟計量學雜志》發表的《產出—投資比和投入—產出分析》堪稱馬克思主義學者應用數學的典范。涅姆欽諾夫1965年出版的《經濟數學方法和模型》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數學方法和模型的參考書，至今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對于數理方法等人類文明的成果，習近平指出：“對一切有益的知識體系和研究方法，我們都要研究借鑒，不能采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態度。馬克思、恩格斯在建立自己理論體系的過程中就大量吸收借鑒了前人創造的成果。對現代社會科學積累的有益知識體系，運用的模型推演、數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們也可以用，而且應該好好用。需要注意的是，在采用這些知識和方法時不要忘了老祖宗，不要失去了科學判斷力。馬克思寫的《資本論》、列寧寫的《帝國主義論》、毛澤東同志寫的系列農村調查報告等著作，都運用了大量統計數字和田野調查材料?！?/span>

對于數理方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應用，楊瑞龍有一個中肯的建議：“我們應該克服傳統政治經濟學研究中重規范分析輕實證分析、重定性分析輕定量分析、重觀點的提出輕觀點的證明等不足，在從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研究時應更加重視定量分析、實證分析及觀點的證明。推進分析方法的現代化不等于把經濟研究變成數學游戲，但必要的現代分析方法的訓練包括數學訓練以提高計量分析的能力是需要的?！?/span>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僅要揭示經濟運行背后隱藏的本質，而且應具備對經濟現象的解釋力，在經濟運行中發揮重要作用。而要做到這一點，離開數理方法是完成不了的。當然，數理方法僅僅是工具，我們不能像西方經濟學那樣濫用數學。

原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22年第2期

文章來源：“哲學中國”微信公眾號（2022-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