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是我國哲學學科的重要學術機構和研究中心。其前身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哲學研究所。歷任所長為潘梓年、許立群、邢賁思、汝信(兼)、陳筠泉、李景源、謝地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全國沒有專門的哲學研究機構。為了適應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 ... <詳情>
哲學專業書庫的前身是哲學研究所圖書館,與哲學研究所同時成立于1955年。1994年底,院所圖書館合并之后將其劃為哲學所自管庫,從此只保留圖書借閱流通業務,不再購進新書。
2009年1月16日,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體制機制改革的重要舉措之一,哲學專業書庫正式掛牌。
<詳情>一般認為一場工業革命要經歷上百年的歷史,百余年前的洋務運動,正處于全球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開端??梢哉f,中國是從第二次工業革命開始參與全球工業革命進程的。從歷史來看,一次工業革命往往要經歷百余年的時間。今天全球已經經歷了三次工業革命。而中國則在需要這百余年的時間內疊加完成三次工業革命的任務。這也是發展中國家參與工業革命的基本特點,多次工業革命“疊加”推進的方式,也就是世紀之交,我國學者廣泛討論的“跨越式發展”之路。
與我國的工業史類似,山東也經歷了百余年的工業發展史?;仡櫧h百年歷史之際,山東百余年的工業史,也值得重點關注。在黨的一大代表中,山東有王盡美和鄧恩銘兩位代表,不是偶然的。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山東的共產主義運動,也是伴隨著山東的工業發展起來的。從洋務運動的山東機器局、濟南電燈公司、濼源造紙廠和金啟泰鐵工廠開始,山東的近現代工業也經歷了百年余年的發展歷程。早在建國之前,我們黨就開始在山東的根據地和解放區興辦工業,建國后山東很快發展為我國重要的工業基地。山東工業的最近一次大發展,出現在世紀之交全國的“重工業化”進程之中。在這場“重工業化”進程中,上世紀90年代發展起來的“鄉鎮企業”開始全面進軍重化工業。當時,東北面臨國企改革和老工業基地轉型的困境,大量產業開始轉移。這一時期國家在政策上積極支持山東民營經濟進入重化工業領域,從2000年前后到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山東的重化工業進入了“大繁榮”時期,尤其是民營重化工業的發展,成就非凡。依據當時的全球城市競爭力報告,這一時期山東有五個地級市同時進入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前20個城市行列。也正是這一時期的發展,奠定了山東身處我國產業鏈、供應鏈上游的基本格局。從大的格局來看,我國工業具有“北重南輕”的總體布局,20世紀90年代以來,北方重化工業開始南遷,山東就是東北重化工業南遷的重要一站。此后,江浙一帶承接重化工轉移,發展重化工步子慢了下來,山東身處產業鏈上游的格局,進一步強化了。
山東如何看待自己身處全國產業鏈上游這個位置,決定了山東在當下工業革命中的命運。問題的關鍵就是要準確認識重化工業在這場百年一遇的工業革命中的地位。
縱觀全球工業革命的發展史,工業革命存在一個基本規律,就是從產業鏈下游向上游延伸,以上游的重化工業作為實現全產業鏈生產方式變革的“深水區”。時下,這場工業革命的“深水區”的關鍵變革,就是重化工業的智能化改造。當前,這一進程正在加速推進,在此過程中,山東具有不可比擬的優勢,也面臨激烈的競爭。要抓住當下這個機會,山東需要把準身處工業革命“深水區”的歷史方位,從人才戰略入手,積極行動,有所作為。
一、道理:工業革命有“先輕后重、從下游向上游延伸”的規律,山東處于工業革命的深水區
回顧歷史才能更好地把握未來。習近平總書記也強調“研究經濟形勢,必須瞻前顧后,‘以往知來,以見知隱’,從經濟發展長周期和全球政治經濟大背景出發加以認識”。山東既經歷了現代工業的百余年歷程,也正面臨一場“百年一遇”的“工業革命”?,F在也有人將其稱為“第四次工業革命”,這種說法來自一部分未來學者,嚴謹的工業史專家和演化經濟學家,大都稱它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后半段”。當然,雖然提法略有差異,但是對于這場工業的革命的基本判斷是大致相同的:人工智能和高速通信技術與制造業的結合。
(一)從工業史中總結工業革命的發展規律
要在這場工業革命中抓住機會,研究視角不能局限于技術層面,需要結合工業史總結工業革命的基本規律。當前,新一輪工業革命和技術革命已經改變了我們面臨的形勢。以前我們是跟在發達國家后面搞工業,做得是別人已經實踐過驗證過的事情。哪些技術能用,技術需要掌握到何種程度,都已經擺在那里,我們可以“拿來”“照做”。面臨新的革命,形勢就不同了,習近平總書記說過,我們處于“從跟跑并跑到并跑領跑”的轉變??倳浀倪@一判斷與其說這是在講我們的水平有多先進,倒不如說,這是在講這場新科技革命的形勢有多緊迫。這是一場全新的工業革命,我們和西方發達國家處于同一條起跑線上,都需要從頭開始,都處于探索之中,不能再像以前一樣有一個“先行”的發達國家給我們“領跑、并跑”,我們通過研究他的行動,就可以找準方向?,F在形勢不同了,大家都在探路,光有“跟跑并跑”的意識是不夠的,必須要有“自己探索,敢于領跑”的決心。這種情況下,以前那種“向前看,跟著跑”的戰略思路已經很難奏效了。所以要有“往后看,領著跑”的戰略思維。
所謂“往后看”,就是要研究工業史,總結工業規律,尤其是工業革命的基本規律。只有對工業發展史和發展規律有了深刻的認知,深入的體會,才能幫助我們準確判斷,找準方向。我們中國講“老馬識途”,在大沙漠里,之所以要依賴“老馬”尋找水源,不完全是因為它之前走過這段路,更是因為它走的路多了,找到規律了,更能判斷清楚前行的方向。面臨當前這場“百年一遇”的工業革命,指望別人探路再跟著走是不可能的,必須補足工業史和工業規律這堂課,必須在對規律深刻認知的基礎上,敢于做出自己的判斷。
對此,習近平總書記也做過一系列的論斷,例如,他認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孕育興起,一些重要科學問題和關鍵核心技術已經呈現出革命性突破的先兆” 。他也曾研究過工業革命并嘗試總結其中的規律,他認為:“歷次產業革命都有一些共同特點:一是新的科學理論作基礎,二是有相應的新生產工具出現,三是形成大量新的投資熱點和就業崗位,四是經濟結構和發展方式發生重大調整并形成新的規?;洕б?,五是社會生產生活方式有新的重要變革” 。他也強調“新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將重塑全球經濟結構,就像體育比賽換到了一個新場地,如果我們還留在原來的場地,那就跟不上趟了”。
(二)技術革命是從下游往上游延伸的
當前談工業革命的人很多,對工業革命有深入研究的學者并不多。這一領域的權威學者,大都不是經濟學的主流學者,大多是經濟史和演化經濟學家。大家經常提到的“新熊彼特學派”,多數學者的關注點集中在創新理論上,能夠真正像熊彼特那樣把經濟長周期和社會組織變革結合起來的學者并不多。
表1是我們從現有文獻中找到的對工業革命研究比較深刻的代表性成果。
表1 三次工業革命與六次技術革命浪潮
資料來源:賈根良:《第三次工業革命與工業智能化》,中國社會科學,2016年第6期。
在經濟學領域,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各流派關于工業革命的研究,取得了長足進展。關于工業革命的研究,在國外是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熊彼特經濟學兩派主導的。一部分國外馬克思主義學者在這個領域里很有建樹,如果把這些馬克思主義學者的研究再加進去的話,表1會變成下面這個樣子(見表2)。
表2 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的工業革命與技術革命
資料來源:第一次至第五次技術革命浪潮的技術創新、主導產業、管理和組織形式的信息來自:克里斯?弗里曼、弗朗西斯科?盧桑:《光陰似箭——從工業革命到信息革命》,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45-146頁,以及卡蘿塔?佩蕾絲:《技術革命與金融資本》,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8-19頁;第六次技術革命浪潮的信息來自:賈根良:《第三次工業革命與工業智能化》,中國社會科學,2016年第6期;制度變革的信息來自:鮑爾斯等:解資本主義:競爭、統制、變革[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第143頁。
僅就這兩個表而言,我們就可以得出工業革命的很多規律。其中最為明顯的一個規律是:每次工業革命大約要經歷上百年的時間,其中前后50年左右的時間分別構成一次技術革命。至今為止,人類已經出現了三次工業革命,六次技術革命,當前正處于第三次工業革命中的第六次技術革命。在我們可以概括的工業革命的諸多發展規律中,山東省需要重點關注的是這樣一條規律:工業革命往往是從產業鏈的下游開始,逐步向上游延伸的,最終技術革命在產業鏈上游完成,并從根本上重塑整個產業鏈,宣告工業革命的結束。所以,一國能否在工業革命中勝出,并不取決于產業鏈的下游的競爭,而是在產業鏈上游決戰。
在第一次工業革命中,最早的技術變革是“紡織技術”的革命。紡織服裝業是典型的“輕工業”。新的紡織機出現后,紡織技術變得簡單了,產業發展的瓶頸從技術問題開始轉變為“動力”問題。最早的動力依賴于水力,很多企業需要在河流、水站建廠,生產規模有限,因此催生了蒸汽機。值得注意的是,1672年,惠更斯已經制造出了蒸汽機,瓦特的貢獻不是發明了它,而是降低了它的成本,使蒸汽機在工業領域的使用變得“劃算”。所以,第一次工業革命是生產機械化的革命,但是這場革命的關鍵,不是1829年之前第一次技術革命中出現的紡織技術,而是此后的第二次技術革命中出現了“機器制造業”。當制造機器的機器,或者說蒸汽機的生產發展起來之后,整個產業鏈才全面進入“蒸汽時代”,第一次工業革命才結束。這也是為什么,一次工業革命往往耗時一百年左右,由兩個50年左右的技術革命構成。其關鍵特征就是:前50年的技術革命,是在一部分產業領域中出現新技術,后50年的技術革命是將這些技術推廣到產業鏈上游,再從上游開始改變整條產業鏈。這其中的道理就在于:只有實現了蒸汽機的規?;圃?,各個產業才能真正實現蒸汽動力。
同一個規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表現的得非常明顯。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汽車能夠走進千家萬戶的關鍵不是生產汽車的內燃機技術,而是上游的生產汽油的石化產業的崛起。受內燃機技術成本和生產規模的約束,早期的汽車生產成本非常高,汽車只是極小范圍內被觀賞的“玩具”和“雜技”。福特主義生產方式和石化產業發展起來后,汽車的生產和使用成本才大幅度下降。同時,雖然第二次工業革命被稱為“電力時代”,但是,在產業鏈末端作為消費品出現的愛迪生的“電燈”,只是這場工業革命的開始。宣告整個工業革命成功的,是電力技術在工廠車間的廣泛使用,是石油化纖材料的使用。這也是為什么工業史把重化工產業的崛起視為是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關鍵。
當前這場工業革命,也遵循了類似的軌跡。時至今日,電子信息和通信產業已經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發展,第五次技術革命已經基本過去。但是,這些產業的應用主要集中在電腦、手機、電商這些消費品行業和商業領域,直到最近幾年才開始出現人工智能與現代工業的結合,重化工領域的智能化改造才發展起來。其原因就在于,實現工業流程的智能化,需要給整個生產流程的所有零部件、流水線和機械手編碼。這就需要傳輸大量的無線通信數據。在5G通信技術出現之前,這種“工業互聯網”是不可實現的。這就像最早的蒸汽機,雖然已經出現了100余年了,但是在成本上不合算,就不可能應用于整個產業鏈。同樣的道理,互聯網最早應用于手機消費和商務服務,不是因為消費品和商務服務領域“更先進”,恰恰相反,是因為這些領域對新技術的要求“更低”。只有這些技術達到更高水平之后,上游的技術革命才能真正到來,圍繞工業革命的決戰才真正開始。
這就是為什么美國如此關注5G標準。因為5G不僅僅是個通信技術,不僅僅會影響手機和電商產業,其戰略價值在于它將主導整個工業的技術走向。誰把它跟工業結合,誰就有可能主導當前這場工業革命的規則。在這一領域,美國對未來通信技術的圍剿,還只是開始。如果美國自己的通信技術成熟,他們把歐洲通信技術宣布為非法,都是有可能的。針對中國通信技術的挑釁和干擾也會不斷升級,直到中美之中的某一方完全掌握重化工業的智能化,完全主導未來的智能化產業鏈和供應鏈。
總之,我們所概括的這一規律不難把握:工業革命往往從產業下游開始,在產業上游結束,最終的決戰,要在產業鏈上游的重化工業領域完成。誰掌握了上游,誰就能主導整個產業鏈,就能制訂整套規則。這也是為什么我們把產業鏈的下游稱之為工業革命的“淺水區”,把上游稱之為“深水區”。
(三)掌握工業革命的產業鏈“時序”規律
我們把前面這條規律稱為工業革命的產業鏈“時序”規律。明白了這個規律,我們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不能簡單地認為產業鏈下游的電子信息產業、通信和電商產業是新興的高科技產業,上游的重化工業是傳統落后產業。也不能簡單地認定,在工業革命中行動較晚的重化工產業沒有前途。如果擁有重化工業根基的地區陷入這個判斷,拋棄重化工,甚至產業規劃“由重轉輕”。其結果,不是適應了這場工業革命,而是有可能錯過這場工業革命。
一個新的發展動向值得關注,當下珠三角和長三角,正在積極爭奪重化工。同樣的道理,山東在這場工業革命中“動得晚”需辯證看待。熟悉經濟史和經濟規律的人都清楚,工業革命和技術革命就是這樣一個“先輕后重”的順序,它是個產業規律問題。
二、形勢:重化工的智能化早于、快于輕工業
工業史中有這樣一句話:只有夕陽產品,沒有夕陽產業。其實,先進與落后,不取決生產什么產品,而取決于用什么方式生產。沒有比服裝業更古老的產業了,但是蒸汽機在紡織服裝業的推廣就是第一次工業革命的開端,人工智能在服裝訂制領域的推廣,將直接左右當前工業革命的走向。同樣的道理,雖然智能手機是高科技產品,但是如果只做這個手機的組裝,那么它的組裝企業就是一個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的手工業企業,其產品附加值、利潤率和核心競爭力,甚至不如一家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服裝廠。
工業革命的關鍵,不是制造出第一件“新產品”。例如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關鍵,不是制造了用電照明的燈泡,而是所有產品的生產都實現了電器化。同樣的道理,智能手機只是這場工業革命的開端,手機生產流程自身的智能化,甚至可能會晚于重化工業的智能化。其原因不難理解:生產手機的機器,不是手機行業的產品,而是重化工業的產品——只有重化工業掌握了智能化的工業流程,手機的工業流程才有可能實現智能化。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堅信“重化工”才是這場工業革命“深水區”的原因。
省委省政府確定新舊動能轉換戰略,叫“動能轉換”是非??茖W的。因為我們的轉換,不是“換產品”、“換產業”,而是要“換動能”,換生產產品的技術和方式。那種把某個產業、某種產品與新舊動能等同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誤讀了“新舊動能轉換”。
重化工業領域的智能化改造形勢如何?山東有哪些優勢呢?
首先需要明確,山東的確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仔細研究工業史,研究當前的工業革命,我們應對世紀之交山東親身經歷的“重工業化”進程,有一個新的認識:這為山東在這場工業革命中的發展,開創了難得的歷史機遇??梢哉f,從2000年開始大規模推廣重化工業,是山東在正確的時間、用正確的方式、抓住了正確的產業。及時抓住了新一輪工業革命的“點位”,實現了精準“卡位”,可謂 “神來之筆”。
這其中的道理就在于,重化工業的智能化是這輪工業革命的關鍵。但是要推進重化工業的智能化,首先得有重化工業才行。如果自己手里沒有重化工,那么他們的智能化技術再好,也只能給有重化工的地區“打工”。因為改不改造,怎么改造,不是由技術改造商、工業互聯網運營商來決定,而是由重化工企業最終決策。無論智能化改造用了什么樣的技術和模型,被改造的企業對于改造后的生產流程,擁有先天的知識產權。這種知識產權邏輯在于:無論技術改造的技術本身可能來自哪個工業互聯網的運營商,只要進行改造,就必須由被改造的重化工企業提供自己生產流程的全部技術和工藝細節。而這些細節,就是企業不能外傳的“商業秘密”。因此,無論由誰來改造,改造完成后的“智能化工業模型”的知識產權只有由雙方所共有。在這方面,誰擁有重化工,誰就處于主導地位。當然,這個主導地位,也僅僅是在技術改造之初才有的。如果同類型的其他企業接受了改造,那么,這個模型的知識產權就與我們沒關系了,以后再想用別人那里已經驗證、調試好的智能化方案,就要交專利費和標準費了。
就重化工業的智能化改造形勢而言,現實情況是,當前這一進程的推進速度非???。與輕工業相比,重化工業和工程礦務產業,非常適合智能化改造。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重化工業的產品是標準化、批量化的,不需要走批發零售、商業廣告環節,往往是一個產品,一套方案,長期大規模使用,是一個大進大出的行業,一次改造,長期受益。二是重化工業本身就是機械化和自動化的,生產的流程化管理非常成熟,這為智能化改造提供了非常好的條件,尤其是一些工程采礦類企業,智能化技術的“自我學習”和“自主設計”板塊,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電腦自動輸出施工方案,已經成為行業常態。三是重化工業本身就是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企業,就業量小,智能化改造的勞動力轉移壓力小,不像輕工業那樣需要解決大量工人被替代后的“轉崗再就業”問題。
基于上述三個方面的因素,結論也是不言而喻的:重化工的智能化改造,不是一個將來時,而是一個現在進行時,而且進程極快。很有可能在“十四五”期間就會得到整體性的、全面系統的推廣和實施。如果山東不能積極參與、主導這個過程,山東將在最佳位置上,錯過這場工業革命,甚至要為此向其他地區的企業支付專利和標準費用??梢哉f,工業革命的關鍵決戰,就是重化工的智能化改造,這場決戰已經打響,山東雖然占據有利位置,甚至占著最佳的山頭,但是,別人“攻山頭”的速度也非???。稍有失策,山東就可能失去現在已經占據的“山頭”,在這場工業革命中“出局”。
近幾年,媒體和網絡上關于“山東著急了”的說法經常出現。把這種說法應用于當下的工業革命,可以說,這種說法只對了一半。在新一輪的工業革命中,不僅是山東,所有地區都需要動能的轉換升級。但是,如果把握不準自己在這場工業革命中的歷史方位,就有可能“急錯方向”?,F在,山東的正確方向,不是急于追趕其他地區在產業鏈下游的技術變革,而是要抓住當下最關鍵的產業鏈上游的技術改造。不怕在輕工業上比其他地區慢,就怕其他地區搶先完成重化工領域的智能化。重化工領域的智能化,全國各地已經開始行動,很多地區的推進速度已經非???。我們必須要認清形勢,找準方案,積極快速地應對。
三、辦法:山東需要明確方位、堅定方向,全省動員積極行動
山東該怎么辦呢?結合前面的探討,最為緊迫的任務,至少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工作。
(一)明確所處方位和發展定位
當前最為緊迫的任務,是準確把握山東在這場工業革命中的歷史方位。這需要全省各行業、各部門、各領域,都明確山東正處在工業革命的“深水區”。形象地說,這場工業革命中真正的“大魚”離我們最近。重化工是我們的資源,不是我們的包袱。新舊動能轉換,是要換動能、換生產方式,不是換產品,發展輕工業和服務業的同時,更不是全面轉戰輕工業、服務業,重化工產業以前是我們的支柱,在新一輪工業革命中,依舊是我們的重器。
同時,有必要在全省上下形成共識:山東要在“十四五”期間做全國“智能制造”的排頭兵,“工業互聯網”的領頭羊。技術革命的爭奪戰是“生死戰”,只有第一名和失敗者,沒有第二、第三,落后一步就是失敗。必須摒棄“我們觀念落后、體制落后、產業落后,競爭不過先進地區”認識,而要“敢為天下先”,敢爭第一名。在工業革命的關鍵時期,要有勇于決戰,敢于壓上去的決心,不能允許任何妄自菲薄、自我否定,徘徊憂疑的存在。當下海爾和浪潮能夠占據全國“工業互聯網”的第一、第六位,不是運氣使然,而是實力所在。山東也不能滿足于此,而要持續用力,強化這個優勢,爭搶其他優勢,堅定山東有能力形成全面超越,全面領先的決心和信心。這決心必須下,這個共識務必形成。其中的錯誤認識,必須及時糾正。“統一思想”是我們能否在工業革命大決戰中勝出的關鍵。
(二)重視技術干部和金融人才
每一次工業革命,人才是關鍵。需要明確的是,本輪工業革命中所需的關鍵人才,并非局限于人工智能等領域的技術人才。相對于這些技術人才,政府需要重點培育那些直接影響產業政策和資本流向的干部和金融人才。因為這些人才,不能像技術人才那樣,自發地形成于產業體系之中。對于企業而言,產業領域的技術人才需求,是“硬需求”,只要企業有需要,產業發展能推動起來,這些人才就必須到位。企業在這類人才的引進上,是不會打任何折扣的。問題的關鍵是相關產業能不能推得起來,能不能把準方向。因此,把方向的人才才是關鍵。
當務之急,是政府部門要有懂工業革命,懂人工智能,懂產業規律的技術干部。例如,通過調研我們發現,工業智能化的關鍵是普及工業互聯網和工業大數據。但是要讓企業“肯用”工業大數據,其關鍵推力不取決于工業互聯網企業的營銷推動,而是政府部門是否“會用”工業大數據。只有我們的政府管理部門學會使用工業大數據,愿意使用工業大數據,將工業大數據變成產業政策的依據和參考,工業智能化才能真正推廣起來。而要做到這一點,既懂工業大數據又懂產業政策的技術干部就成了關鍵。
同樣的道理,懂工業智能化的金融人才也是極為重要。如果我們的銀行家,堅持把新舊動能與新舊產業相等同,盯著重化工業抽貸款,朝著輕工業和服務業壓資金,我們是不可能抓住當下這場機遇的。政治經濟學中有這樣一個基本原理:所謂金融資本,并不是銀行資本,銀行貸款遠不是金融的全部,只有工業資本和銀行資本的融合才能形成金融資本。要抓住當前這場工業革命的機遇,銀行業最急需的不是搞會計、搞核算的人才,甚至不是控風險、搞基金的人才,而是懂工業、懂政策的人才。只有金融部門擁有了能夠判斷工業方向,審核工業項目,處置工業資產的產業人才,我們才算真正擁有了能夠推進這場工業革命的金融資本。
(三)把高等教育放到戰略全局中考慮
當前工業革命進程中,高等教育落后制約山東發展的重要短板。教育對于山東省人才戰略的影響,不是缺乏人工智能人才的培養機構,而是缺乏高水平的大學。我們并不需要現在的山東高校立刻為當前工業革命培養出可以立即上崗的人工智能人才,但是我們急需山東現有的高??焖偬嵘k學層次。
其道理就在于:由于山東本省內的大學辦學層次偏低,外省高校給山東投放的高水平大學招生名額又有限,山東已經成為了“高考最難”的省份之一。其后果,不是影響了人工智能人才的培養,而是影響了各行業人才的引進,造成了現有人才的流失。原因不難理解:擔心山東的高考分太高,很多我們想引的人才不敢來山東;受高考壓力影響,我們的很多人才正在被其他省份用“子女入學條件”挖走。
在調研中我們也發現,山東的高等教育短板已經成為引發人才引進困難和人才流失的關鍵原因。山東的高等教育投入太少,生均經費太低,相對于我們的中學教育規模和教育質量,本省能夠提供的高水平大學招生量太少,學生在山東考好的大學太難。這不是一個局部的教育問題,這是一個全局性的人才問題、戰略問題。
但是,換個角度看,在工業革命的戰略競爭中。高等教育“欠賬”問題,也是一個最容易解決的問題。我們的教育“欠賬”,還沒有達到“質”的層次,而是處于“量”的層次。很多高等教育領域的同志表示,我們當前的問題,不是我們沒有辦法辦好高等教育,而是在最基本的投入量上存在“欠賬”。這幾乎是當前的諸多困難中,唯一一個“投錢就見效”的問題。這一領域的投入,看似是個長期問題,其實是個當前就需行動的緊迫問題。因為我們的人才流失速度正在加快,我們的人才引進難度正在提升。直接影響人才引進和人才流失的高等教育“欠賬”問題,應放在全省產業發展的大局中考慮,盡量盡快地予以解決。
(來源:《沂蒙干部學院學報》2021年第1期)
文章來源:“哲學中國”微信公眾號(202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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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認為一場工業革命要經歷上百年的歷史,百余年前的洋務運動,正處于全球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開端??梢哉f,中國是從第二次工業革命開始參與全球工業革命進程的。從歷史來看,一次工業革命往往要經歷百余年的時間。今天全球已經經歷了三次工業革命。而中國則在需要這百余年的時間內疊加完成三次工業革命的任務。這也是發展中國家參與工業革命的基本特點,多次工業革命“疊加”推進的方式,也就是世紀之交,我國學者廣泛討論的“跨越式發展”之路。
與我國的工業史類似,山東也經歷了百余年的工業發展史?;仡櫧h百年歷史之際,山東百余年的工業史,也值得重點關注。在黨的一大代表中,山東有王盡美和鄧恩銘兩位代表,不是偶然的。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山東的共產主義運動,也是伴隨著山東的工業發展起來的。從洋務運動的山東機器局、濟南電燈公司、濼源造紙廠和金啟泰鐵工廠開始,山東的近現代工業也經歷了百年余年的發展歷程。早在建國之前,我們黨就開始在山東的根據地和解放區興辦工業,建國后山東很快發展為我國重要的工業基地。山東工業的最近一次大發展,出現在世紀之交全國的“重工業化”進程之中。在這場“重工業化”進程中,上世紀90年代發展起來的“鄉鎮企業”開始全面進軍重化工業。當時,東北面臨國企改革和老工業基地轉型的困境,大量產業開始轉移。這一時期國家在政策上積極支持山東民營經濟進入重化工業領域,從2000年前后到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山東的重化工業進入了“大繁榮”時期,尤其是民營重化工業的發展,成就非凡。依據當時的全球城市競爭力報告,這一時期山東有五個地級市同時進入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前20個城市行列。也正是這一時期的發展,奠定了山東身處我國產業鏈、供應鏈上游的基本格局。從大的格局來看,我國工業具有“北重南輕”的總體布局,20世紀90年代以來,北方重化工業開始南遷,山東就是東北重化工業南遷的重要一站。此后,江浙一帶承接重化工轉移,發展重化工步子慢了下來,山東身處產業鏈上游的格局,進一步強化了。
山東如何看待自己身處全國產業鏈上游這個位置,決定了山東在當下工業革命中的命運。問題的關鍵就是要準確認識重化工業在這場百年一遇的工業革命中的地位。
縱觀全球工業革命的發展史,工業革命存在一個基本規律,就是從產業鏈下游向上游延伸,以上游的重化工業作為實現全產業鏈生產方式變革的“深水區”。時下,這場工業革命的“深水區”的關鍵變革,就是重化工業的智能化改造。當前,這一進程正在加速推進,在此過程中,山東具有不可比擬的優勢,也面臨激烈的競爭。要抓住當下這個機會,山東需要把準身處工業革命“深水區”的歷史方位,從人才戰略入手,積極行動,有所作為。
一、道理:工業革命有“先輕后重、從下游向上游延伸”的規律,山東處于工業革命的深水區
回顧歷史才能更好地把握未來。習近平總書記也強調“研究經濟形勢,必須瞻前顧后,‘以往知來,以見知隱’,從經濟發展長周期和全球政治經濟大背景出發加以認識”。山東既經歷了現代工業的百余年歷程,也正面臨一場“百年一遇”的“工業革命”?,F在也有人將其稱為“第四次工業革命”,這種說法來自一部分未來學者,嚴謹的工業史專家和演化經濟學家,大都稱它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后半段”。當然,雖然提法略有差異,但是對于這場工業的革命的基本判斷是大致相同的:人工智能和高速通信技術與制造業的結合。
(一)從工業史中總結工業革命的發展規律
要在這場工業革命中抓住機會,研究視角不能局限于技術層面,需要結合工業史總結工業革命的基本規律。當前,新一輪工業革命和技術革命已經改變了我們面臨的形勢。以前我們是跟在發達國家后面搞工業,做得是別人已經實踐過驗證過的事情。哪些技術能用,技術需要掌握到何種程度,都已經擺在那里,我們可以“拿來”“照做”。面臨新的革命,形勢就不同了,習近平總書記說過,我們處于“從跟跑并跑到并跑領跑”的轉變??倳浀倪@一判斷與其說這是在講我們的水平有多先進,倒不如說,這是在講這場新科技革命的形勢有多緊迫。這是一場全新的工業革命,我們和西方發達國家處于同一條起跑線上,都需要從頭開始,都處于探索之中,不能再像以前一樣有一個“先行”的發達國家給我們“領跑、并跑”,我們通過研究他的行動,就可以找準方向?,F在形勢不同了,大家都在探路,光有“跟跑并跑”的意識是不夠的,必須要有“自己探索,敢于領跑”的決心。這種情況下,以前那種“向前看,跟著跑”的戰略思路已經很難奏效了。所以要有“往后看,領著跑”的戰略思維。
所謂“往后看”,就是要研究工業史,總結工業規律,尤其是工業革命的基本規律。只有對工業發展史和發展規律有了深刻的認知,深入的體會,才能幫助我們準確判斷,找準方向。我們中國講“老馬識途”,在大沙漠里,之所以要依賴“老馬”尋找水源,不完全是因為它之前走過這段路,更是因為它走的路多了,找到規律了,更能判斷清楚前行的方向。面臨當前這場“百年一遇”的工業革命,指望別人探路再跟著走是不可能的,必須補足工業史和工業規律這堂課,必須在對規律深刻認知的基礎上,敢于做出自己的判斷。
對此,習近平總書記也做過一系列的論斷,例如,他認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孕育興起,一些重要科學問題和關鍵核心技術已經呈現出革命性突破的先兆” 。他也曾研究過工業革命并嘗試總結其中的規律,他認為:“歷次產業革命都有一些共同特點:一是新的科學理論作基礎,二是有相應的新生產工具出現,三是形成大量新的投資熱點和就業崗位,四是經濟結構和發展方式發生重大調整并形成新的規?;洕б?,五是社會生產生活方式有新的重要變革” 。他也強調“新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將重塑全球經濟結構,就像體育比賽換到了一個新場地,如果我們還留在原來的場地,那就跟不上趟了”。
(二)技術革命是從下游往上游延伸的
當前談工業革命的人很多,對工業革命有深入研究的學者并不多。這一領域的權威學者,大都不是經濟學的主流學者,大多是經濟史和演化經濟學家。大家經常提到的“新熊彼特學派”,多數學者的關注點集中在創新理論上,能夠真正像熊彼特那樣把經濟長周期和社會組織變革結合起來的學者并不多。
表1是我們從現有文獻中找到的對工業革命研究比較深刻的代表性成果。
表1 三次工業革命與六次技術革命浪潮
資料來源:賈根良:《第三次工業革命與工業智能化》,中國社會科學,2016年第6期。
在經濟學領域,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各流派關于工業革命的研究,取得了長足進展。關于工業革命的研究,在國外是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熊彼特經濟學兩派主導的。一部分國外馬克思主義學者在這個領域里很有建樹,如果把這些馬克思主義學者的研究再加進去的話,表1會變成下面這個樣子(見表2)。
表2 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的工業革命與技術革命
資料來源:第一次至第五次技術革命浪潮的技術創新、主導產業、管理和組織形式的信息來自:克里斯?弗里曼、弗朗西斯科?盧桑:《光陰似箭——從工業革命到信息革命》,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45-146頁,以及卡蘿塔?佩蕾絲:《技術革命與金融資本》,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8-19頁;第六次技術革命浪潮的信息來自:賈根良:《第三次工業革命與工業智能化》,中國社會科學,2016年第6期;制度變革的信息來自:鮑爾斯等:解資本主義:競爭、統制、變革[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第143頁。
僅就這兩個表而言,我們就可以得出工業革命的很多規律。其中最為明顯的一個規律是:每次工業革命大約要經歷上百年的時間,其中前后50年左右的時間分別構成一次技術革命。至今為止,人類已經出現了三次工業革命,六次技術革命,當前正處于第三次工業革命中的第六次技術革命。在我們可以概括的工業革命的諸多發展規律中,山東省需要重點關注的是這樣一條規律:工業革命往往是從產業鏈的下游開始,逐步向上游延伸的,最終技術革命在產業鏈上游完成,并從根本上重塑整個產業鏈,宣告工業革命的結束。所以,一國能否在工業革命中勝出,并不取決于產業鏈的下游的競爭,而是在產業鏈上游決戰。
在第一次工業革命中,最早的技術變革是“紡織技術”的革命。紡織服裝業是典型的“輕工業”。新的紡織機出現后,紡織技術變得簡單了,產業發展的瓶頸從技術問題開始轉變為“動力”問題。最早的動力依賴于水力,很多企業需要在河流、水站建廠,生產規模有限,因此催生了蒸汽機。值得注意的是,1672年,惠更斯已經制造出了蒸汽機,瓦特的貢獻不是發明了它,而是降低了它的成本,使蒸汽機在工業領域的使用變得“劃算”。所以,第一次工業革命是生產機械化的革命,但是這場革命的關鍵,不是1829年之前第一次技術革命中出現的紡織技術,而是此后的第二次技術革命中出現了“機器制造業”。當制造機器的機器,或者說蒸汽機的生產發展起來之后,整個產業鏈才全面進入“蒸汽時代”,第一次工業革命才結束。這也是為什么,一次工業革命往往耗時一百年左右,由兩個50年左右的技術革命構成。其關鍵特征就是:前50年的技術革命,是在一部分產業領域中出現新技術,后50年的技術革命是將這些技術推廣到產業鏈上游,再從上游開始改變整條產業鏈。這其中的道理就在于:只有實現了蒸汽機的規?;圃?,各個產業才能真正實現蒸汽動力。
同一個規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表現的得非常明顯。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汽車能夠走進千家萬戶的關鍵不是生產汽車的內燃機技術,而是上游的生產汽油的石化產業的崛起。受內燃機技術成本和生產規模的約束,早期的汽車生產成本非常高,汽車只是極小范圍內被觀賞的“玩具”和“雜技”。福特主義生產方式和石化產業發展起來后,汽車的生產和使用成本才大幅度下降。同時,雖然第二次工業革命被稱為“電力時代”,但是,在產業鏈末端作為消費品出現的愛迪生的“電燈”,只是這場工業革命的開始。宣告整個工業革命成功的,是電力技術在工廠車間的廣泛使用,是石油化纖材料的使用。這也是為什么工業史把重化工產業的崛起視為是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關鍵。
當前這場工業革命,也遵循了類似的軌跡。時至今日,電子信息和通信產業已經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發展,第五次技術革命已經基本過去。但是,這些產業的應用主要集中在電腦、手機、電商這些消費品行業和商業領域,直到最近幾年才開始出現人工智能與現代工業的結合,重化工領域的智能化改造才發展起來。其原因就在于,實現工業流程的智能化,需要給整個生產流程的所有零部件、流水線和機械手編碼。這就需要傳輸大量的無線通信數據。在5G通信技術出現之前,這種“工業互聯網”是不可實現的。這就像最早的蒸汽機,雖然已經出現了100余年了,但是在成本上不合算,就不可能應用于整個產業鏈。同樣的道理,互聯網最早應用于手機消費和商務服務,不是因為消費品和商務服務領域“更先進”,恰恰相反,是因為這些領域對新技術的要求“更低”。只有這些技術達到更高水平之后,上游的技術革命才能真正到來,圍繞工業革命的決戰才真正開始。
這就是為什么美國如此關注5G標準。因為5G不僅僅是個通信技術,不僅僅會影響手機和電商產業,其戰略價值在于它將主導整個工業的技術走向。誰把它跟工業結合,誰就有可能主導當前這場工業革命的規則。在這一領域,美國對未來通信技術的圍剿,還只是開始。如果美國自己的通信技術成熟,他們把歐洲通信技術宣布為非法,都是有可能的。針對中國通信技術的挑釁和干擾也會不斷升級,直到中美之中的某一方完全掌握重化工業的智能化,完全主導未來的智能化產業鏈和供應鏈。
總之,我們所概括的這一規律不難把握:工業革命往往從產業下游開始,在產業上游結束,最終的決戰,要在產業鏈上游的重化工業領域完成。誰掌握了上游,誰就能主導整個產業鏈,就能制訂整套規則。這也是為什么我們把產業鏈的下游稱之為工業革命的“淺水區”,把上游稱之為“深水區”。
(三)掌握工業革命的產業鏈“時序”規律
我們把前面這條規律稱為工業革命的產業鏈“時序”規律。明白了這個規律,我們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不能簡單地認為產業鏈下游的電子信息產業、通信和電商產業是新興的高科技產業,上游的重化工業是傳統落后產業。也不能簡單地認定,在工業革命中行動較晚的重化工產業沒有前途。如果擁有重化工業根基的地區陷入這個判斷,拋棄重化工,甚至產業規劃“由重轉輕”。其結果,不是適應了這場工業革命,而是有可能錯過這場工業革命。
一個新的發展動向值得關注,當下珠三角和長三角,正在積極爭奪重化工。同樣的道理,山東在這場工業革命中“動得晚”需辯證看待。熟悉經濟史和經濟規律的人都清楚,工業革命和技術革命就是這樣一個“先輕后重”的順序,它是個產業規律問題。
二、形勢:重化工的智能化早于、快于輕工業
工業史中有這樣一句話:只有夕陽產品,沒有夕陽產業。其實,先進與落后,不取決生產什么產品,而取決于用什么方式生產。沒有比服裝業更古老的產業了,但是蒸汽機在紡織服裝業的推廣就是第一次工業革命的開端,人工智能在服裝訂制領域的推廣,將直接左右當前工業革命的走向。同樣的道理,雖然智能手機是高科技產品,但是如果只做這個手機的組裝,那么它的組裝企業就是一個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的手工業企業,其產品附加值、利潤率和核心競爭力,甚至不如一家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服裝廠。
工業革命的關鍵,不是制造出第一件“新產品”。例如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關鍵,不是制造了用電照明的燈泡,而是所有產品的生產都實現了電器化。同樣的道理,智能手機只是這場工業革命的開端,手機生產流程自身的智能化,甚至可能會晚于重化工業的智能化。其原因不難理解:生產手機的機器,不是手機行業的產品,而是重化工業的產品——只有重化工業掌握了智能化的工業流程,手機的工業流程才有可能實現智能化。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堅信“重化工”才是這場工業革命“深水區”的原因。
省委省政府確定新舊動能轉換戰略,叫“動能轉換”是非??茖W的。因為我們的轉換,不是“換產品”、“換產業”,而是要“換動能”,換生產產品的技術和方式。那種把某個產業、某種產品與新舊動能等同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誤讀了“新舊動能轉換”。
重化工業領域的智能化改造形勢如何?山東有哪些優勢呢?
首先需要明確,山東的確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仔細研究工業史,研究當前的工業革命,我們應對世紀之交山東親身經歷的“重工業化”進程,有一個新的認識:這為山東在這場工業革命中的發展,開創了難得的歷史機遇??梢哉f,從2000年開始大規模推廣重化工業,是山東在正確的時間、用正確的方式、抓住了正確的產業。及時抓住了新一輪工業革命的“點位”,實現了精準“卡位”,可謂 “神來之筆”。
這其中的道理就在于,重化工業的智能化是這輪工業革命的關鍵。但是要推進重化工業的智能化,首先得有重化工業才行。如果自己手里沒有重化工,那么他們的智能化技術再好,也只能給有重化工的地區“打工”。因為改不改造,怎么改造,不是由技術改造商、工業互聯網運營商來決定,而是由重化工企業最終決策。無論智能化改造用了什么樣的技術和模型,被改造的企業對于改造后的生產流程,擁有先天的知識產權。這種知識產權邏輯在于:無論技術改造的技術本身可能來自哪個工業互聯網的運營商,只要進行改造,就必須由被改造的重化工企業提供自己生產流程的全部技術和工藝細節。而這些細節,就是企業不能外傳的“商業秘密”。因此,無論由誰來改造,改造完成后的“智能化工業模型”的知識產權只有由雙方所共有。在這方面,誰擁有重化工,誰就處于主導地位。當然,這個主導地位,也僅僅是在技術改造之初才有的。如果同類型的其他企業接受了改造,那么,這個模型的知識產權就與我們沒關系了,以后再想用別人那里已經驗證、調試好的智能化方案,就要交專利費和標準費了。
就重化工業的智能化改造形勢而言,現實情況是,當前這一進程的推進速度非???。與輕工業相比,重化工業和工程礦務產業,非常適合智能化改造。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重化工業的產品是標準化、批量化的,不需要走批發零售、商業廣告環節,往往是一個產品,一套方案,長期大規模使用,是一個大進大出的行業,一次改造,長期受益。二是重化工業本身就是機械化和自動化的,生產的流程化管理非常成熟,這為智能化改造提供了非常好的條件,尤其是一些工程采礦類企業,智能化技術的“自我學習”和“自主設計”板塊,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電腦自動輸出施工方案,已經成為行業常態。三是重化工業本身就是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企業,就業量小,智能化改造的勞動力轉移壓力小,不像輕工業那樣需要解決大量工人被替代后的“轉崗再就業”問題。
基于上述三個方面的因素,結論也是不言而喻的:重化工的智能化改造,不是一個將來時,而是一個現在進行時,而且進程極快。很有可能在“十四五”期間就會得到整體性的、全面系統的推廣和實施。如果山東不能積極參與、主導這個過程,山東將在最佳位置上,錯過這場工業革命,甚至要為此向其他地區的企業支付專利和標準費用??梢哉f,工業革命的關鍵決戰,就是重化工的智能化改造,這場決戰已經打響,山東雖然占據有利位置,甚至占著最佳的山頭,但是,別人“攻山頭”的速度也非???。稍有失策,山東就可能失去現在已經占據的“山頭”,在這場工業革命中“出局”。
近幾年,媒體和網絡上關于“山東著急了”的說法經常出現。把這種說法應用于當下的工業革命,可以說,這種說法只對了一半。在新一輪的工業革命中,不僅是山東,所有地區都需要動能的轉換升級。但是,如果把握不準自己在這場工業革命中的歷史方位,就有可能“急錯方向”?,F在,山東的正確方向,不是急于追趕其他地區在產業鏈下游的技術變革,而是要抓住當下最關鍵的產業鏈上游的技術改造。不怕在輕工業上比其他地區慢,就怕其他地區搶先完成重化工領域的智能化。重化工領域的智能化,全國各地已經開始行動,很多地區的推進速度已經非???。我們必須要認清形勢,找準方案,積極快速地應對。
三、辦法:山東需要明確方位、堅定方向,全省動員積極行動
山東該怎么辦呢?結合前面的探討,最為緊迫的任務,至少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工作。
(一)明確所處方位和發展定位
當前最為緊迫的任務,是準確把握山東在這場工業革命中的歷史方位。這需要全省各行業、各部門、各領域,都明確山東正處在工業革命的“深水區”。形象地說,這場工業革命中真正的“大魚”離我們最近。重化工是我們的資源,不是我們的包袱。新舊動能轉換,是要換動能、換生產方式,不是換產品,發展輕工業和服務業的同時,更不是全面轉戰輕工業、服務業,重化工產業以前是我們的支柱,在新一輪工業革命中,依舊是我們的重器。
同時,有必要在全省上下形成共識:山東要在“十四五”期間做全國“智能制造”的排頭兵,“工業互聯網”的領頭羊。技術革命的爭奪戰是“生死戰”,只有第一名和失敗者,沒有第二、第三,落后一步就是失敗。必須摒棄“我們觀念落后、體制落后、產業落后,競爭不過先進地區”認識,而要“敢為天下先”,敢爭第一名。在工業革命的關鍵時期,要有勇于決戰,敢于壓上去的決心,不能允許任何妄自菲薄、自我否定,徘徊憂疑的存在。當下海爾和浪潮能夠占據全國“工業互聯網”的第一、第六位,不是運氣使然,而是實力所在。山東也不能滿足于此,而要持續用力,強化這個優勢,爭搶其他優勢,堅定山東有能力形成全面超越,全面領先的決心和信心。這決心必須下,這個共識務必形成。其中的錯誤認識,必須及時糾正。“統一思想”是我們能否在工業革命大決戰中勝出的關鍵。
(二)重視技術干部和金融人才
每一次工業革命,人才是關鍵。需要明確的是,本輪工業革命中所需的關鍵人才,并非局限于人工智能等領域的技術人才。相對于這些技術人才,政府需要重點培育那些直接影響產業政策和資本流向的干部和金融人才。因為這些人才,不能像技術人才那樣,自發地形成于產業體系之中。對于企業而言,產業領域的技術人才需求,是“硬需求”,只要企業有需要,產業發展能推動起來,這些人才就必須到位。企業在這類人才的引進上,是不會打任何折扣的。問題的關鍵是相關產業能不能推得起來,能不能把準方向。因此,把方向的人才才是關鍵。
當務之急,是政府部門要有懂工業革命,懂人工智能,懂產業規律的技術干部。例如,通過調研我們發現,工業智能化的關鍵是普及工業互聯網和工業大數據。但是要讓企業“肯用”工業大數據,其關鍵推力不取決于工業互聯網企業的營銷推動,而是政府部門是否“會用”工業大數據。只有我們的政府管理部門學會使用工業大數據,愿意使用工業大數據,將工業大數據變成產業政策的依據和參考,工業智能化才能真正推廣起來。而要做到這一點,既懂工業大數據又懂產業政策的技術干部就成了關鍵。
同樣的道理,懂工業智能化的金融人才也是極為重要。如果我們的銀行家,堅持把新舊動能與新舊產業相等同,盯著重化工業抽貸款,朝著輕工業和服務業壓資金,我們是不可能抓住當下這場機遇的。政治經濟學中有這樣一個基本原理:所謂金融資本,并不是銀行資本,銀行貸款遠不是金融的全部,只有工業資本和銀行資本的融合才能形成金融資本。要抓住當前這場工業革命的機遇,銀行業最急需的不是搞會計、搞核算的人才,甚至不是控風險、搞基金的人才,而是懂工業、懂政策的人才。只有金融部門擁有了能夠判斷工業方向,審核工業項目,處置工業資產的產業人才,我們才算真正擁有了能夠推進這場工業革命的金融資本。
(三)把高等教育放到戰略全局中考慮
當前工業革命進程中,高等教育落后制約山東發展的重要短板。教育對于山東省人才戰略的影響,不是缺乏人工智能人才的培養機構,而是缺乏高水平的大學。我們并不需要現在的山東高校立刻為當前工業革命培養出可以立即上崗的人工智能人才,但是我們急需山東現有的高??焖偬嵘k學層次。
其道理就在于:由于山東本省內的大學辦學層次偏低,外省高校給山東投放的高水平大學招生名額又有限,山東已經成為了“高考最難”的省份之一。其后果,不是影響了人工智能人才的培養,而是影響了各行業人才的引進,造成了現有人才的流失。原因不難理解:擔心山東的高考分太高,很多我們想引的人才不敢來山東;受高考壓力影響,我們的很多人才正在被其他省份用“子女入學條件”挖走。
在調研中我們也發現,山東的高等教育短板已經成為引發人才引進困難和人才流失的關鍵原因。山東的高等教育投入太少,生均經費太低,相對于我們的中學教育規模和教育質量,本省能夠提供的高水平大學招生量太少,學生在山東考好的大學太難。這不是一個局部的教育問題,這是一個全局性的人才問題、戰略問題。
但是,換個角度看,在工業革命的戰略競爭中。高等教育“欠賬”問題,也是一個最容易解決的問題。我們的教育“欠賬”,還沒有達到“質”的層次,而是處于“量”的層次。很多高等教育領域的同志表示,我們當前的問題,不是我們沒有辦法辦好高等教育,而是在最基本的投入量上存在“欠賬”。這幾乎是當前的諸多困難中,唯一一個“投錢就見效”的問題。這一領域的投入,看似是個長期問題,其實是個當前就需行動的緊迫問題。因為我們的人才流失速度正在加快,我們的人才引進難度正在提升。直接影響人才引進和人才流失的高等教育“欠賬”問題,應放在全省產業發展的大局中考慮,盡量盡快地予以解決。
(來源:《沂蒙干部學院學報》2021年第1期)
文章來源:“哲學中國”微信公眾號(202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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