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如何理解中國城市特性？這是當代城市哲學的一個重要問題。國內外研究中有不同的話語表達，尤其是一些西方的學者如韋伯、施堅雅、哈森普魯格等，他們認為中國城市不同于西方，甚至認為中國沒有城市。其實，中國城市有自己的特點，市場基礎不能作為界定城市特性的唯一尺度。另外，在鄉愁的研究中，一個突出現象是身居鬧市而心懷鄉愁者大有人在。這種鄉愁用段義孚的戀地情結理論看，是尚未在城市建立熟悉的歸屬感。我們不應該誤解鄉愁，以為就是一種懷念鄉村的情感，實際上鄉愁主要是一種城市文化現象，和城市特性有密切的聯系。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傳統鄉村建設運動的主流觀點，對中國城市的理解存在一些偏差。我們應該直面中國城市特性，回歸中國城市，在中國與西方城市特性的差異中理解中國城市。

近幾年，城市哲學研究有不少進展。這與社會生活中城鎮化及其發展有關，也和學界逐漸普遍重視城市研究有關。一個值得重視的傾向是，城市哲學往往帶有中國問題的研究意識和背景，同時與國外馬克思主義城市哲學提出的現代和當代城市問題有比較密切的聯系，其重要的表現是——中國城市特性（Chinese urbanity）問題受到一些學者的關注。

如何理解中國城市特性？在近年國內外相關文獻中，有幾個方面的研究有助于我們深入理解這個問題。首先，國內外有不同的話語,關鍵在于中國城市特性和國外不同。中國城市或都市有很多不同于西方的地方，僅僅用西方話語可能會遮蔽中國城市特性。其次，一些鄉愁研究似乎忘記城鄉有密切聯系，居住在都市也有不少人鄉愁滿滿，這種鄉愁固然復雜，但也是對鄉土既往熟悉地方感的眷戀。這種鄉愁不單是背井離鄉后追憶故土，更多的是身居鬧市的城市文化與精神的追求。再次，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傳統鄉村建設運動中，對城市的忽視或誤解較多，對中國城市特性理解存在一些問題，雖然這場運動對鄉村發展做出重大貢獻，但城市化應該才是出路。

一、城市還是鄉村：話語差異

中國城市哲學研究最先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理解中國城市特性。一些影響頗大的西方學者，如韋伯認為中國的城市和西方不一樣，甚至認為中國沒有城市。這個問題逐漸受到國內學者的重視，同時使得國內城市哲學的話語體系、學術體系、知識體系建設的意識增強。事實上，不同文化甚至文明的城市和都市的特性及其具體所指應該有區別。我們應該樹立中國的城市意識和城市研究意識，尤其重視中國傳統城市發展歷史、城市思想史和城市哲學史的研究。

韋伯在《非正當性的支配：城市的類型學》中認為，東方和中國城市沒有共同體和市民，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城市。他指出，自中世紀以來的西方城市，其核心特征和要素是“共同體”性格與“市民”的身份資格。作為人們聚居和生活的場所的城市共同體，至少有較強的工商業屬性，要有防御設施、市場、自己的法庭和法律、團體的性格，至少得有部分的自律性和自主性，比如市民以某種形式參與市政。后面這個特征頗為重要，“在政治性定義里，城市的特征就是作為上述權利之擔綱者的、一個特別的使命身份團體的出現。”亞洲的城市基本上沒有適用于市民的實體法或者訴訟法，也沒有以市民自律基礎上任命的法庭。“在亞洲，城市基本上沒有自律性的行政；更重要的，城市的團體性格，以及（相對于鄉野人的）城市人的概念，從未存在于亞洲，就算有，也只是些萌芽罷了。”這些城市有自己特殊的體制，和西方城市的要素頗為不同。“在東方我們從未發現城市——以工商業為主，且相對而言較大的聚落——的居民對當地行政事務的自律權力及參與的程度，會超過鄉村。事實上，一般而言都比不上的。”甚至連村落那種自主的現象都不會發生，“因為城市通常是高級官吏或者君侯的治所，所以直接置于其衛士的監督下。亞洲的城市是君侯的要塞，因此是由君侯的文官與武官來治理，君侯也擁有所有的司法權。”韋伯還認為，“中國的城市并不像村落那樣得以締結純粹形式的契約——無論是私法的還是政治性的，也不能徑自舉行訴訟，總之，一般而言是無法像一個法人團體那樣地運作”。這種鄉村特征重要的表現方式就是鄉規民約。韋伯強調了西方自治共同體意義上的城市，強調了西方城市市民自身的自主。因而，韋伯在一定意義上強調的是，中國沒有西方那種特殊的理性化的城市理想類型，中國城市自身沒有進入現代化的要素，比如與市場有密切關系的共同體與市民身份資格。

韋伯將中西文化甚至文明僵硬二分的做法，很多學者亦不同意。比如施堅雅從區域經濟中心與邊緣的關系來分析城市和鄉村的關系。施堅雅甚至將其擴展到對中國歷史的結構分析，用時間和空間結合，用大的地區的空間經濟關系、市場體系關系來分析之。“我們對城市網與區域結構之間關系的探討也揭示出，城市植根于社會并構成該社會總體結構的基本要素，這種關系的程度是相當巨大的”。中國城市是一個區域，一個和市場有關的區域的中心，甚至大多數城市是一個明顯有中心—邊緣結構區域的中心點。從市場和經濟的角度來解釋中國的城市是不錯的思路。問題是，很多時候中國城市的經濟和市場因素并不是很強，施堅雅自己也很清楚，“帝國時期的中國城市是帝國的縮影，或多或少是一個國家權力至高無上的產物。……官僚政府完全可以將中國城市在行政上塑造成千篇一律的模式。但這種做法完全抹殺了城市體系內部在功能上的區別與變化”。從一定程度上來說，與韋伯一樣，施堅雅仍圍繞市場及其相關因素來確定城市，但是韋伯否認了中國城市以市場為基礎的特征，而施堅雅強化了中國城市的市場特征。其實城市非常復雜，未必所有城市都和市場有那么多的關聯，尤其是將城市放到一個長的歷史時期看的時候，就必然如此。甚至在當代，各個國家發展不同，城市形成的原因也不同，所以，過分強化和弱化市場因素，對中國城市特性而言，在城市哲學的研究中是不可取的，至少是不準確的。

當代一些學者的研究，以西方的尺度來衡量中國城市特性的依然較多。德國學者哈森普魯格相關研究的主要觀點可以概括為：中國城市較西方根本不同，人們的城市意識中，既存在對于先進的、現代的、想象中的西方城市的朦朧憧憬，也混雜著尚未轉變的、依然是鄉村集體色彩的思想觀念與社會結構。令哈森普魯格最為感嘆的是中國城市有很多封閉社區：“經常保持一種鄉村風味……一個沒有市場的社區不能稱為城市，充其量是一個村莊。然而中國的城市同時連接著封閉的社區和開放的商業空間，因此它實際是一種城市化村莊的景象。”他認為空間上的封閉性，是鄉村空間的特征。大而言之，諸多社區“都是一個城市化了的村落，或者一個按照城市生活的需求進行重塑的類村莊社區。”那村落又是什么樣的呢？“中國很多被界定為縣的鄉村地區，其人口密度明顯超過西方的城市郊區。就這點而言，中國的鄉村是城市性的，而城市是鄉村性的”。這其實意味著在中國歷史上、現實中的城市和鄉村并沒有那么大的差別。他的解釋是，在中國，“城市和鄉村之間從來都不存在實質性的文化差異，如果真有什么差異，也是一種無所不包的政治的和社會文化整體中的一種等級地位關系”。城鄉差別在這里變成了一種社會等級的差別。他甚至認為，“城市大體還是鄉村型的，而兩千年以來，鄉村在帝國權威的政治和文化霸權下被強制城市化，鄉村變成了皇宮的前院”。這種中國城市特性的解釋，混淆了城市和鄉村的界限，連基本的確定性都沒有了。

在有關中國的城市研究中，一些國外理論依據西方的一些主流話語研究中國城市特性。其實中國城市本身還是城市，是一種和西方不一樣的城市，這個特點被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了，尤其是中國學者。比如，從中國傳統城市發展看，中國城市和西方城市有很大區別。自從郡縣制以后，地區中心、國家治理中心逐漸成為中國城市的典型特征。這需要更多的論證。比如李零提出中國城市有自己的特性，以城為主，以中心城市統攝四方。市場的因素并不突出。城市確實一開始就是有城墻的，城市尤其是典型的重要城市，其政治、經濟、文化功能是復合型的。城也是一種以社會統治中心為理想類型的，比如周代的王城。中國城市很早就展現出和西方城市不一樣的特征，直到今天也依然如此。市場固然重要，但是城市的形成、運營、變遷中因素很多。中國城市往往是多因素促成的區域中心。

也有國外學者對這種視角進行了探討。比如中國早期尤其是商代城市，已經有了一種比較特別的城市理念。美國學者路易斯的《早期中國空間的建構》的研究很有借鑒意義。他從身體、家庭、城市和首都、區域和風尚、世界和宇宙等幾個方面探討中國早期空間概念的建構。路易斯在進行空間建構的探討時候提出了一個觀點，就是所謂的晚商國家是城邦國家（city-state）。從一定角度看，中國早期的國家空間以城市為核心，把城市的建構作為一個國家最具標志性的空間事件。中國城市不是西方意義上的，從一開始有城市起就是這樣。按照路易斯的說法，在中國歷史上，從周代、春秋戰國時期開始就普遍存在城邦，即以城市為核心的多個諸侯，但和西方不同的是，這種城邦沒有和貴族、國王分開，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形式。這里似乎說的是，中國和西方早期都有城市國家，但這些城市國家不同。“中國思想家沒有形成關于自治城市和普遍參與治理的理論。”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初步的結論，早期中國和西方的區別不是有無城市國家的問題，而是城市國家形成和治理的方式不同。引申而言，中國和西方城市在早期發展歷史上具有不同特性。

也有國內學者指出，中國周代社會是城邦社會，“一個政治社會聚落外圍圈筑著城墻，就是城邦，古書稱為‘國’”。“至于說中國古代的‘城邦’會不會與兩河近東、希臘羅馬、中古中晚期北意大利和北日耳曼的Polis或City-state混淆，這要比較歷史來解決”?？梢哉f中國傳統城市和西方城市有共性，當然其個性也是存在的。

這些例證只是隨手偶舉，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但根據這些研究，如果把中國城市和西方城市做截然區分，甚至認為中國沒有城市，那么是值得商榷的，不能一概而論。中國城市，從基本來說就是區域中心，這個區域是大范圍的，有一個層級的區別，可能是鄉鎮、縣域、地區、省級，或者是多個諸侯國的中心。這些城市、都市在功能上是復合型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要素都參與到城市的營造、運行中并發揮作用中，確實和西方城市不同。

如何界定、確定中國城市特性或者城市性（urbanity），這里有一個話語差異的問題。西方近代以來的科學發展比較成熟，其城市研究的話語也比較發達。所以，以西方城市為尺度，尤其是韋伯強調的以自治、市場等為尺度界定城市特性是一個普遍的現象?，F在看來，城市應該有更多的類型，城市特性也不僅僅是西方意義上的。城市本身具有一個發展的歷史，城市特性也有一些變化。比如中國傳統城市和現、當代的城市，應該有很大的區別。韋伯和施堅雅的研究，比較多集中在傳統城市中。哈森普魯格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有先入之見。

二、都市里的鄉愁與戀地情結

如何理解中國城市特性，和中國城市居住者的認知與感受有關。在中國近代城市研究中，城市被理解為一個消費性的、生活性的場所，鄉村則是一個生產性的場所，甚至彼此之間存在對立。城市和鄉村的關系非常緊張。在費孝通看來，近代的市鎮并非生產基地，新興的通商口岸作為都會是生產銷售中心，市鎮與都會一起構成了都市，但是，“鄉村也靠不上都會”，有“都市破產和鄉村原始化的悲劇”，“不能兩利”。在城市和鄉村對立的意義上理解城市，并不符合辯證的城市哲學理解，城市和鄉村的關系非常復雜，經常有交織，二者之間存在密切的關系。當代城市中的鄉土元素，在有關田園城市的討論中已經逐漸形成共識，鄉土性的田園對于城市來說是積極的和有吸引力的。原因在于，近代以來鄉村和城市比較，有自身的優越性，比如自然環境、陽光、空氣，一般情況下比城市好很多。與此有關，對于城市生活的很多人來說，有時候心里有滿滿的鄉愁，可謂身居鬧市，心懷鄉愁。

這些年來在城市哲學研究中，鄉愁概念也得到很多學者的高度關注。鄉愁研究很多時候或在城市精神和文化研究中進行，或在都市和城市文學研究中進行，在“三農”研究中還比較少。一個很重要的情況就是，不少人身在城市甚至大都市，卻滿懷鄉愁，心在都市和鄉村之間游走，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鄉愁可謂古已有之。中國古代詩詞中，鄉愁是一個大的主題。比如像北宋李覯的《鄉思》：“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極天涯不見家，已恨碧山相阻隔，碧山還被暮云遮。”詩人吟詠到，人說日落處是天涯。能夠看到天涯處，但依然不見故鄉，故鄉多么遙遠；也許登上碧山可以望見故鄉，可是連碧山也被暮云遮住了，和故鄉似乎距離更加遙遠。這是以空間上的區別和隔離為基礎形成的鄉愁。離開自己的故鄉，距離遙遠，不能常見故土、故園、故舊，故鄉給人的那種熟悉感、親切感、歸屬感等不能經常體會到，無論故鄉是如何破舊甚至蕭條荒涼，在游子、宦居他鄉者那里都顯得美好。應該說這些鄉愁還是具有理想化色彩的。甚至進一步推廣到田園詩，不少也是作者以他鄉生活經驗為基礎所寫。

中國鄉土文學，在近現代是很發達的，那時的很多人從中國社會和西方社會的差別出發，即對中國的鄉土以及鄉土特征尤為重視。中國是具有鄉土特性的社會，其中以費孝通在20世紀40年代的概括最為有名。這種社會有很多的特點，和鄉土、鄉村有密切的聯系。它有土地黏性、地方性、熟人社會特征，約定俗成的規矩比法律地位重要，人際交往中文字并不重要，生活雖然不富足但是比較安定，人際、社會結構中差序格局比較重要，傳統的地位比較重要，等等。費孝通認為，“直接依靠農業來謀生的人是黏著在土地上的”。“大體上說，這是鄉土社會的性質之一”。“鄉土社會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會”。“這是一個‘熟悉’的社會，沒有陌生人的社會”。“鄉土社會里從熟悉得到信任”。“鄉土社會的信用并不是對契約的重視，而是發生于對一種行為的規矩熟悉到不假思索的可靠性”。“鄉土社會的文盲，并非出于鄉下人的‘愚’，而是由于鄉土社會的本質”。“鄉土社會是一個生活很安定的社會”。“在中國鄉土社會中，差序格局和社會圈子的組織化是比較的重要”。“在鄉土社會中，傳統的重要性比了現代社會更甚”。“冷靜的考慮，不是感情，于是理性支配著人們的活動——這一切是現代社會的特征，也正是鄉土社會所缺的”。鄉土文學一般都是鄉土生活的敘事，這里一般都帶有淡淡的憂傷，因為鄉村在現代文明，還有現代的工業、城市化的沖擊下，都容易產生一種破敗、凋落的感覺，比如說，魯迅的《故鄉》中所寫的閏土這個形象，從新鮮活潑，到木訥，到對等級有明顯的理解和認識，都有濃濃的鄉愁。這是與現代社會、現代文明不同的一種鄉土意識，是一種尋根的意識。實際上這里也有我們的文化之根的追尋問題。鄉愁可以是鄉村空間、鄉村倫理、鄉村政治、鄉村文化的反思問題。鄉村意識的凸現是與城市、都市的存在不能區分的，離開鄉村以后鄉村意識才凸顯出來。在一定意義上，都市經驗讓鄉愁自覺而突出。

在當代中國文學的城鄉書寫中，以“陜軍”為代表的賈平凹、路遙、陳忠實等作家，從某種意上來講，他們的寫作是以鄉村為基礎的，很多地方其作品表現為一種鄉土文化的悲歌甚至挽歌。這些作家的生活經驗、生活經歷基本上不是鄉村的，實際上他們身居城市甚至鬧市，心系鄉村，表達了一種鄉村情結，他們可以算得上當代頗具特色、激發了很多人鄉土想象的作家。在都市寫作中，少有作品告訴我們，怎么在城市里安頓靈魂、精神，反而卻往往充盈著滿滿當當的鄉愁。當然，鄉愁中的“鄉”，可能是故園、故鄉、家園，和鄉村有關，但很多時候變成了一種隱喻。隱喻有很多種解釋，有一種解釋是，隱喻就是一種用很少的詞語就能夠表達很多甚至無限內容的表達方式。因此，鄉愁成為精神家園尋求和建構的動力，內容非常豐富。

當代鄉愁中，有一種情況，和鄉村沒有直接的關系，而是和在不同地方之間頻繁往來與遷居有很大關系。比如很多人一直在不同城市之間流動，無論是國內城市間，還是國際城市間。城市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容易把握的地方，但這種流動性很強的生活方式，導致一種跨地方（translocal）生存。這種生活的特點有時在外形上和流浪一樣。這種移居者可能是在不同國家之間、城市之間、地區之間、地方之間漂泊著，將某些地方當做自己的故鄉、故國、故土、故園，形成一種懷念和向往。這是現代甚至后現代的鄉愁，和傳統的背井離鄉形成的鄉愁有區別。在當代國外城市與空間哲學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是，一些離開亞非拉到西歐北美發達地區生活的研究者，發現其在自我和他者的關系中形成懷舊、鄉愁。亞非拉的知識分子，他們離開了自己熟悉的故土，到了其他地方。隨著認識的加深，他們尋求一種精神上的自我認同、自我歸屬感，導致對鄉愁的深度思考。這個鄉愁就是在國際、族際甚至人際形成的差異中，對原來自我同一和認同的依戀。在原來的文化系統中，圍繞強勢話語建構起來了自我，但這些自我是強勢話語的持有者建構起來的，比如漢學中的中國、海外中國研究中的中國概念包括中國城市概念很多時候是西方的強勢話語建構起來的。這些文化上所謂的自我是以西方文化為主體建構起來的，所以，當中國文化中浸潤日久的學者，身處西方文化，試圖建構自身作為非西方文化主體的自我的時候，就是以中國文化自身、社會生活自身為基礎建構自我和自我文化，就可能變成了懷舊和鄉愁。

到底如何理解當代鄉愁包括以城市生活為基礎的、向往鄉村的鄉愁，其實已經有不少的解釋。人文地理學家段義孚的解釋，頗有說服力，可以讓我們明白鄉愁的機制。簡單說來，段義孚認為，鄉愁是一種地方感的丟失。這種地方感和人的安全、歸屬等聯系在一起。鄉愁的紓解需要建立新的地方感，這種地方感和歸屬感、意義、親近、認同、舒適等聯系在一起。鄉愁往往和鄉村與城市的關系相關，但是更多時候其深度和廣度要復雜得多。

具體來說，段義孚的《戀地情結》(Topophilia，1974)對我們理解鄉愁是很重要的。該書名可譯為愛的地理、親地方性、空間癖、鄉土愛、場所愛、地方和地方之愛、鄉土情等。其人文主義地理學的精髓在于，一定要通過生存于某一地域當中的人的經驗世界去獲取關于某一地域的知識，該知識并非是脫離了人而存在的普遍性知識，而是一種地方性的知識，它能幫助人們達到對某一地域的深度理解。

地方性知識中經驗的視角特別重要。段義孚 1977 年出版的關于空間和地方研究的專著《空間與地方:經驗的視角》，對于我們理解空間和地方以及地方感為基礎的鄉愁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在人文地理學視野中，地方和空間不僅僅是地理現象，更是一種價值和文化的現象，比如“地方意味著安全，空間意味著自由。我們都希望既有安全，又有自由。沒有什么地方能夠與家相提并論。什么是家?它是老宅、老鄰居、故鄉或者祖國”。在一定意義上，“地方是一個使已確立的價值觀沉淀下來的中心”。地方是沉淀，是價值的沉淀，是價值觀的沉淀，而且是人的活動的關鍵和核心。因為人的生活和生產與地方有太過緊密的聯系。

在地方感形成過程中，家和故鄉是一個很特殊的地方。與其他物比較，“人類的獨特之處在于其把家作為地方的意識”。人類早期經驗中生活的地方，具有一種人類探索外部世界的基地的意義和價值?；貙τ谌藖碚f，是弱者的養護所，是健康者的休憩地，這個基地有人們需要的工具、食品，還有一些人類棲息需要的遮身蔽體的東西。甚至我們覺得，家、地方是一個人的活動暫時停止的地方，“地方是運動中的停頓，包括人類在內的動物會停留在一個能滿足某些生物需求的地方。停頓使一個地方有可能成為一個感受價值的中心”。這種價值可以理解為是物、空間對于人的有用性。停頓而后讓這種價值得以實現和完成，這個價值形成、實現的場所就成了地方，成為家。這種停頓對于背井離鄉或者疲于奔命而滿懷鄉愁的人特別有吸引力。

家的形成和人的特殊的體驗和經歷有關。這里，親切是形成地方、家的重要要素。“家是一個親切的地方”。故鄉也是獨特的。“故鄉是一個親切的地方”。它的獨特性之一在于，“它可能平談無奇，缺乏歷史魅力，我們卻討厭外鄉人對它的批評。它的丑陋并不要緊”。在家鄉感形成的過程中，主體或者自我在這里和故鄉的多個要素緊密接觸，比如可以攀爬的樹，坑洼不平的道路上騎著舊自行車，還有在小池塘里暢快地游泳。熟悉的往往是真實的，我們不是僅憑觀看獲得生活的。電影、觀看、旅游都不能讓我們活得更加真實。

當然，地方和地方感包括鄉愁也是建構起來的，不是單純的和被動的反映所形成的。很多時候，關于一個地方的作品，無論是文字、聲音、雕塑、圖像，還是其他形式的如傳說、景觀等，都能夠通過藝術家的想象力，擴展經驗和概念的邊界，讓經驗變得更加豐富和穩定，都能夠讓地方更加凸顯出來。藝術性的表達，讓經驗從沉睡中醒來，讓關于地方的經驗更加多彩，更加全面。這里似乎顯得有些相悖的是，“思想創造了距離，從而破壞了直接經驗的即時性，然而，我們通過認真的反思在當前的現實中又找回了過去那些難忘的時刻，并使其有了永恒的意義”。經驗中的故鄉也是如此，家庭也是如此。我們需要將那些可能有些含糊、不能言說，僅僅是內心的一絲牽掛明確化，然后，讓地方敞亮起來。這讓故鄉、家更加清晰地印于心頭，形成揮之不去的鄉愁。

所以鄉愁本質上是在人的歸屬感的喪失和重建過程當中出現的，這個“鄉”可能是地理之鄉，也可能是心靈之鄉，可能是現代人的這種頻繁移動、快速變化、加速變化的生活的一種沖擊或者反映。那么，逐漸回歸當下生活，將原來的熟悉感、歸屬感、認同感轉移到新的地方與空間，就能形成一種鄉愁的消解、升華。當然，這是較為不易的。

中國城市生活中，身居都市、滿懷鄉愁，很多時候是對我們精神故園、家園、故鄉的一種懷念、向往。鄉愁主要是都市和城市文化與精神現象。我們在文化上重視鄉村，我們長時間以來在那里形成了自己的歸屬感，這種歸屬感對我們飽含著意義和價值，這種鄉愁是當代中國城市精神和文化的重要內容，也是中國城市特性的重要內容。

三、城市視野中傳統鄉村建設運動的反思

在對中國城市特性的理解中，如何處理城市與鄉村的關系，這是近代以來鄉村建設的一個重要的方面。其實，從一定角度來看，鄉村建設的結果是改變鄉村、改變鄉村與城市的關系。城市化、城鎮化是世界各國的比較有代表性的道路，也是中國近現代以來鄉村發展的趨勢。

鄉村建設近年來受到各界的關注。鄉村建設本身的含義從其歷史來看是復雜的。中國共產黨十九屆五中全會在關于“十四五”規劃和2035遠景目標的建議中，對鄉村振興做了擘畫，也提出鄉村建設，其含義主要是指農村的基礎設施、民生、公共服務等的建設。另外，從學界研究看，鄉村建設概念至少有另外兩種含義：第一種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相對狹義的界定，第二種是一些學者和實踐者的解釋，包括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民國時期以及后來甚至到當代的鄉村建設活動。這里我們集中考察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鄉村建設運動，姑且稱之為傳統鄉村建設運動，集中在這個運動對于中國城市特性的理解方面。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中國中東部地區尤其是河北、山東、江蘇等地發生了鄉村建設運動。這場運動的重要人物梁漱溟在《鄉村建設運動由何而起？》一文中指出，其緣由可分四層：起于救濟鄉村運動、起于鄉村自救運動、起于積極建設之要求、起于重建一新社會構造之要求。一些知識分子、官員、實業家加入這場運動，有很多針對農業、農村和農民的生活、生產的思想、制度、試驗活動，由于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這場運動基本上終止了，給今天的我們留下了許多值得反思的東西。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這場鄉村建設運動本身有自己獨特的文化觀念，概括起來看，這場運動的一些重要人物對于都市、工業文化或者文明持批判的態度，贊美甚至試圖回歸傳統農業文化、農村社會。他們非常重視教育、衛生、農業技術等，以為這些能夠解決農民、農村社會甚至國家的救亡圖存問題。

傳統鄉村建設運動包含不同的派別。大致上分為兩派，一派是村治派。他們從國家、社會、民族整體來理解農村和農民，提倡自治、批判西方城市文化、重視儒學實學，提出村本政治等。清末民初河北定縣米鑒三、米迪剛父子在翟城村開辦模范村，并先后創辦《中華報》（1924年3月到1925年12月）、《村治月刊》（1928年初開始），梁漱溟、呂振羽、彭禹廷、茹春普等人介入。另外一派是鄉村教育派。比如陶行知1927年3月在南京曉莊創辦試驗鄉村師范學校（1930年被國民政府關閉），后擔任1938年12月在桂林成立的生活教育社的理事長；如1926年晏陽初領導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動員500余名知識分子，攜帶家眷到河北定縣定居進行鄉村試驗，尤其重視平民教育；1917年黃炎培等人創辦中國職業教育改進社，1929年在江蘇昆山建立試驗區；以及高踐四、陳禮江等為理論指導者的20世紀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江蘇無錫民眾教育試驗工作。

這些派別在文化觀念上有共性，其主流思想重視傳統文化，重視鄉村文化和農業文化的重要意義，批判都市文化和工業文化。他們從整體上看是文化保守派，政治改良派。雖然傳統鄉村建設運動大多因外部原因（比如戰亂和經費等）而終止，但實際上也有其內在原因。失敗原因簡單來說就是，當時的鄉村建設不能解決中國發展問題，不能解決中國當時的世界弱勢境況。城市化是大勢所趨，當時的社會背景是，中國處于弱勢地位，中國承受外來壓迫；從農村和城市看，農村幾近破產或者癱瘓。為中國及其民眾尋找出路是社會的首要問題和追求。傳統鄉村建設運動中不同主體，其具體認識、決策和做法不同。

其實，傳統鄉村建設運動的問題很大程度上與對城市特性的理解有關。十九世紀末以來，鄉村社會不斷走向都市和城市社會。當代社會正在或者已經進入到城鎮化率比較高的城市或者都市社會，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三農”問題、鄉村建設問題。城市化、工業化尤其是大工業化，是鄉村發展的重要方向。這一點在傳統的鄉村建設運動者那里是不清楚的，甚至一些人認為應以農立國，以傳統文化立國，而批判或拒絕都市和城市社會。

村治派代表人物王鴻一認為，“全國人民，十九皆在農村；而城市區域，不過因經濟政治之關系，構成臨時聚合之團體，其居民十九來自田間，雖市居仍村民也。是則城市者，亦不過變相的農村而已”。固然當時（該文章發表于1929年3月《村治月刊》第一卷第一期）中國城市化水平很低，進城者也有很多村民，但很顯然，城市不是臨時的，城市不是變相的農村。他不認為城市是關鍵出路，而工業才是關鍵出路。

梁漱溟在1937年出版的《鄉村建設理論》（又名《中國民族之前途》）中指出，“中國近百年史，也可以說是一部鄉村破壞史”。近百年可以以歐洲大戰即第一次世界大戰劃分為兩個時期，前半期“跟著近代都市文明的路學西洋而破壞了中國鄉村”，后半期“跟著反近代都市文明的路學西洋而破壞了中國鄉村。”這種破壞還不是因為工業都市興起，“在歐洲工業都市興起的時候，農村衰落亦成了趨勢；但亦不算鄉村破壞史。因為工業發達是其更重要的正面的趨勢”。問題在于，“中國近百年史里面，鄉村是一直破壞下去不回頭的，其關鍵全在要走都市文明的路而未成之一點”。梁先生并不認為都市和工業文明不好，他認為中國要從鄉村建設入手。這種鄉村建設運動由何而起？即，救濟鄉村、鄉村自救，積極建設、重建一全新社會。救濟和自救尚可，但以為鄉村建設能夠重建一新社會，大概很難。這是一種對城市與鄉村關系比較折中的觀點，但梁先生還是認為工業和都市文明至少是不適合當時中國發展的。

晏陽初是研究鄉村建設運動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對于都市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在1934年10月《民間》第一卷第十一期的文章《農村運動的使命及其實施的方法與步驟》中指出，農村運動擔著民族再造的重大使命。“中國民族的壞處和弱點，差不多全在‘都市人’身上，至少可以說都市人的壞處，要比‘鄉下佬’來的多些重些。你試到農村去，在鄉下佬的生活上，還可以看得出多少殘存的中國民族的美德，在都市人的生活上，那就不容易發現了”。甚至“古來許多英雄豪杰成大功，立大業的，大部分都來自田間”。晏陽初至少在這里表達了對都市人的批判，但對于“鄉下佬”變成都市人自然也是不贊成的。

其實，當時的一些研究者也逐漸看到鄉村建設運動本身可能存在的問題，并做出澄清。比如無錫民眾教育派重要人物陳禮江在1936年《中華教育界》第二十二卷第四期《鄉村教育與鄉村運動》一文中，對鄉村建設運動的意義做出了自己的探討，微言大義，值得重視：鄉村建設運動“它也不是復古運動，想避開都市的物質文明，鄙視工業，往鄉村里去提倡東方文化的企圖。它是要從鄉村著手起，以謀城市及全國的建設；要從農業出發以引起工業的發展”。他1936年在《教育與民眾》第七卷第一期《鄉村建設的幾個基本問題》一文中對城鄉與工農關系進一步做了明確說明，“我們現在的提倡農業，為的是將來發展工業?；蛘哒f提倡農業是發展工業的途徑”。“鄉村與都市關系的問題，正似農業與工業問題一樣”。為什么要從鄉村和農業著手進行城市與工業建設，而不是提倡城市化？可能還是對城鄉、工農關系，進而對城市、工業的特性了解不足。

以費孝通為代表的一些學者，在20世紀四十年代提出中國社會在基層上是鄉土社會，需要鄉土重建才能夠擺脫困境。費孝通不欣賞鄉村建設派，認為他們重視教育和衛生等無法解決農民收入問題。鄉土重建的一個重要辦法是興辦鄉土工業，從鄉土自我生長出來一個突破口。費孝通對中國的都市發展、對大工業發展并沒有予以重視，在文化上重視輸入，尤其是西方文化的輸入。這個時期的費孝通側重從西方文化來探討中國鄉土社會。

如何評價傳統鄉村建設運動，從一開始就有分歧。除了積極的評價，質疑和批判的聲音一直存在。除了一些比較極端的說法外，那些進行確證分析和批評的觀點至今依然是有意義的。1936年李紫翔和千家駒編輯的《中國鄉村建設批判》就明確指出，中國近百年來的歷史可以說是中國國民經濟現代化的失敗史，原因有內部的也有外部的。“一部分智識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不滿現狀，廣泛發起一種改良主義的運動，即所謂的鄉村建設運動。但該運動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從大的方面上看，“恢復落伍的并且崩潰的手工業經濟以至宗法社會的禮教”，這是不可能成功的。從今天的角度看，傳統鄉村建設運動的最大問題是脫離開城鄉和工農關系，僅就農村自身的建設來想辦法、出主意，沒有重視城鄉、工農的聯系和互動的意義，沒有認清城市的特性和城市化的發展趨勢，很多辦法和觀念不能實現。就當時的情況而言，首先要走革命的道路，讓國家和民族擺脫困境，然后才能解決城鄉問題，解決鄉村問題，社會革命、工業化和城市化而非鄉村改良才是解決鄉村問題的根本。這方面革命派的道路是符合現實的。

毛澤東是對鄉村問題給予高度關注并實踐農村革命運動的代表人物。毛澤東在1926年《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一文中提出以革命解決農村問題，解決帝國主義侵略和壓迫問題，解決社會問題。關鍵的辦法是把社會分層，重視社會自身的不同階層之間的關系尤其階級斗爭，尋找到社會包括農村社會發展的內在動力。后來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明確提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思想?？偟膩砜?，毛澤東堅持中國要走現代化、工業化、城市化的道路。

傳統鄉村建設運動中的一些學者對中國城市特性的認識是不全面的。因此，今天我們要從社會的都市化、城市化的角度，來理解傳統鄉村建設運動。鄉村建設解決鄉村問題，鄉村問題的一個原因是城鄉發展不平衡造成的。當然，今天中國的鄉村建設主要是解決“三農”問題，進行農村的基礎設置、公共服務和民生等建設，我們肩負的重擔與20世紀二三十年代傳統的鄉村建設運動自命的使命有很大不同。

在理解當代鄉村建設的過程中，城鄉的互動很重要。在一定條件下，很多鄉村居住者進城，城市居住者進村。不同需要者的獲得感同時都有提高。對城市、都市、工業文化和文明需要更多的支持、建構，讓更多的人身心都能夠進入城市?，F在有很多城市人，身在城市而心系鄉村；在鄉村居住者很多身在城市或者城鄉間游移，雖心系城市，但融入不易。有些城市人也難以融入城市，缺乏城市歸屬感。進而言之，我們需要充分理解中國城市特性，挖掘中國城市特性的豐富性，建構城市屬人的特性。

總的看來，當代中國的城市哲學正在走向深化。城鄉關系是一個世紀性的問題，涉及眾多學科，涉及很多人的生活。中國的城鎮化速度很快，我們進入城市時間很短。對曾經居住在鄉村，但現在居住在城市的很多人來說，城市生活也許剛剛開始。我們需要理解城市，理解鄉村，理解城鄉關系，并在城市尋找到安置靈魂的空間、地方、場所。讓我們以中國城市自身的視野來看待中國城市、中國城市的鄉愁以及傳統的鄉村建設運動，充分理解中國城市特性，并在現時展開我們的城市哲學的批判和建構。

原載：《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2021年第6期

文章來源：“哲學中國”微信公眾號（2021.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