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的實現需要以共享發展理念為先導，從制度層面堅持發展成果全民共享，從而為實現共同富裕打下堅實基礎。在以共享發展促共同富裕的過程中，收入差距較大反映出來的收入分配不合理和基本公共服務的不均等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巨大挑戰。同時，共享發展不僅僅是經濟發展成果的共享，更是教育、醫療、養老等基本公共服務的共享。中國通過脫貧攻堅，增加了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強了弱勢群體的獲得感，通過推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提高了低收入群體享有的福利，將共同富裕的目標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在發展的過程中，要繼續堅持共享發展理念，構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公共服務均等化制度，做到發展成果為廣大人民群眾所共享，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實現所有人的富裕是未來社會生產的目的。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指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將如此迅速，以致盡管生產將以所有的人富裕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還是會增加。因為真正的財富就是所有個人的發達的生產力。”1中國共產黨始終把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并結合中國的實踐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共同富裕思想。1955年10月，毛澤東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的座談會上指出：“我們還是一個農業國。在農業國的基礎上，是談不上什么強的，也談不上什么富的。但是，現在我們實行這么一種制度，這么一種計劃，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強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強些。而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大家都有份……”2社會主義制度所要實現的是所有人的富裕和強大，即共同富裕。鄧小平從社會主義本質的高度對共同富裕進行了論述：“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3理論上的發展帶來了實踐上的進步，江澤民和胡錦濤繼續推進共同富裕的實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習近平提出一系列關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論述，探索極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共同富裕道路。習近平不僅強調“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4,還提出“必須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為人民謀幸福的著力點，不斷夯實黨長期執政基礎”5。

在認識共同富裕重大理論意義的同時，黨和國家從實踐層面對共同富裕的路徑進行了探索。發展理念是發展行動的先導，作為目標和思想，共同富裕蘊含在發展理念之中，但其還未從發展理念本身提出問題。6就發展理念而言，共同富裕的實現需要以共享發展理念為先導，從制度層面堅持發展成果全民共享，從而為實現共同富裕打下堅實的制度基礎。習近平指出：“我們必須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絕不能出現‘富者累巨萬，而貧者食糟糠’的現象”7 ,“共享理念實質就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體現的是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要求”8。這是對共享發展理念和共同富裕關系的深刻論述。

一、堅持共享發展理念，推動共同富裕

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舉世矚目，有關經濟騰飛的“中國奇跡”的討論也愈發熱烈。但不可否認的是，經濟發展的“蛋糕”在不斷做大的同時，分配不公的問題也十分突出，具體表現為收入差距較大和基本公共服務不均等。進入新時代以來，隨著人民需要日益增長、不斷升級和日趨多元化，共同富裕包含的內容也更為豐富。正如習近平指出的：“我們要在繼續推動發展的基礎上，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大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更好滿足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更好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9在追求發展效率的同時，保證發展成果為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是邁向共同富裕的基本條件。為此，必須將共享發展理念貫徹始終，將構建公正的分配制度，特別是收入分配制度作為重中之重。

共享發展理念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所必須遵循的原則。對此，習近平強調：“要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調整收入分配格局，完善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解決好收入差距問題，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10可見，“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不僅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出發點，也是其落腳點。如何構建全民共享的收入分配制度呢?

第一，收入分配制度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這是不可動搖的基礎。在公有制下，按勞分配是基本原則，這是勞動者共享經濟發展成果的重要制度保障。“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保證了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有利于經濟的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和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多種所有制經濟的共同發展有利于發揮各種生產要素的作用，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確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11整體而言，要“堅持按勞分配原則，完善按要素分配的體制機制，促進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鼓勵勤勞守法致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堅持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實現居民收入同步增長、在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同時實現勞動報酬同步提高。拓寬居民勞動收入和財產性收入渠道。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調節職能，加快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縮小收入分配差距”12。

在構建收入分配制度的過程中，初次分配要堅持按勞分配為主，按生產要素參與到分配中，要提高勞動要素在分配中所占的比重，通過建立健全工資集體協商制度、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等提高勞動報酬的數額和比重。二次分配要注重縮小收入差距，不斷完善財政稅收制度、健全社會保障制度，通過增加民生領域的財政支出、完善稅制結構、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等措施進一步彌補收入差距。三次分配要進一步縮小收入差距，建立和完善公益慈善制度，通過民間捐贈、慈善活動和志愿服務等形式進一步助力分配正義。13

第二，收入分配制度的構建要統籌考慮城鄉、區域和群體間的發展成果分配問題，要在綜合考慮實現教育、醫療、養老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如果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解決不好，收入分配主體的積極性就無法調動，將直接影響到收入分配制度的構建和運行。以城鄉發展為例，習近平強調：“我們說的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不能僅僅看作是縮小國內生產總值總量和增長速度的差距，而應該是縮小居民收入水平、基礎設施通達水平、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差距”14,要按照這一要求構建縮小城鄉間發展差距的收入分配制度。

習近平針對共同富裕提出了縮小收入差距和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兩大階段性目標：“到‘十四五’末，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居民收入和實際消費水平差距逐步縮小。到2035年，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15換句話說，收入差距較大和基本公共服務差距較大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兩大挑戰。

二、挑戰：收入差距和城鄉區域公共服務水平差距

發展成果的共享，不僅包括收入分配的公正和收入差距的合理，更重要的是，形成良好的制度環境保證全民共享基本公共服務，建立健全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16

在以共享發展促共同富裕的過程中，收入差距較大以及這一現象所反映出來的收入分配不合理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大挑戰，是需要克服的問題。習近平指出：“我國經濟發展的‘蛋糕’不斷做大，但分配不公問題比較突出，收入差距、城鄉區域公共服務水平差距較大。在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上，無論是實際情況還是制度設計，都還有不完善的地方。為此，我們必須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17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居民收入差距開始不斷擴大。這一輪收入差距的擴大是全方位的，農村內部、城市內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不同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都在擴大，而且這個過程一直持續到2008年左右。182008—2015年，中國的基尼系數有所下降，但降幅有限，不到3%,而且，從2016年開始，收入差距有所反彈、基尼系數有所回升。19以城鄉收入差距為例，1978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2.57倍，1985年縮小到1.86倍，但隨著80年代中后期改革重心開始轉向城市，城鄉收入差距又開始擴大，1995年擴大到2.71倍，2004年則擴大到3.21倍。202020年的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倍差為2.5821,這一數值雖然低于2004年的3.21倍，但是依然有2.5倍以上的差距。從基尼系數來看，1988—2007年，中國基尼系數從0.38升至0.49,222008年以后出現了一個逐步的、小幅度下降的過程，大概持續了八年時間，2016年開始有所回升。23即使如此，中國整體的基尼系數仍在0.4的國際警戒線以上，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較大。具體而言，2007—2013年，城鄉間以及區域間收入差距是在縮小的，城鎮人均收入與農村人均收入之比由2007年的3.8倍下降為2013年的2.4倍；城鎮內部以及農村內部的收入差距是在擴大的，前者的基尼系數由0.34上升到0.37,后者的基尼系數則由0.37上升為0.41;24從財產不平等程度來看，2002—2013年，城鎮居民凈房產基尼系數從0.44上升為0.54,農村居民房產分布差距的基尼系數從0.51上升到0.6025。

與此同時，城鄉之間、區域之間、不同群體之間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差距也不小。教育、醫療、養老等支出是居民消費支出的重要項目，若政府能夠提供一定水平的公共服務，城鄉之間、區域之間、不同群體之間的差距將會進一步縮小。2002年以來，政府社會保障支出大幅增加且更加均等。26即使如此，城鄉區域間在養老金、醫療服務、教育水平等方面依然有著較大差距，即“我們有一千八百萬左右的城鎮低保人口，對他們而言，要通過完善各項保障制度來保障基本生活；對一億三千萬多六十五歲以上的老年人，要增加養老服務供給、增強醫療服務的便利性；對二億多在城鎮務工的農民工，要讓他們逐步公平享受當地基本公共服務；對上千萬在特大城市就業的大學畢業生等其他常住人口，要讓他們有適宜的居住條件；對九百多萬城鎮登記失業人員，要讓他們有一門專業技能，實現穩定就業和穩定收入；等等”27。

三、經濟發展成果共享：脫貧攻堅增強貧困人口獲得感

貧困不僅是窮人的不幸和苦難，還導致了社會不安并增加了社會成本。28貧困問題是共同富裕道路上的一個突出問題，解決這一問題的前提是構建發展成果全民共享的分配制度，即“讓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集中體現，是我們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重要體現”29。黨的十八大之后，“農村貧困人口脫貧是最突出的短板。雖然全面小康不是人人同樣的小康，但如果現有的7000多萬農村貧困人口生活水平沒有明顯提高，全面小康也不能讓人信服”30。通過脫貧攻堅縮小收入差距，增強農民的獲得感是共同富裕的要求，也是共享發展所要解決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脫貧攻堅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大大增強了低收入群體的獲得感，真正落實了發展成果在全體人民中共享。以貧困發生率為例，按照1978年的貧困標準估計，當年中國的貧困發生率為30.7%,貧困人口規模為2.5億人；按照2010年的貧困標準統計，2012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剩余9899萬人，貧困發生率降至10.2%。31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要求出發，把扶貧開發工作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作為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重點任務，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和安排，全面打響脫貧攻堅戰。32例如，為解決“扶持誰”的問題，在調查清楚貧困人口、貧困程度、致貧原因的基礎上，做到因戶施策、因人施策；為解決好“誰來扶”的問題，“加快形成中央統籌、省(自治區、直轄市)負總責、市(地)縣抓落實的扶貧開發工作機制，做到分工明確、責任清晰、任務到人、考核到位”33;為解決好“怎么扶”的問題，實施了“五個一批”工程，即發展生產脫貧一批、易地搬遷脫貧一批、生態補償脫貧一批、發展教育脫貧一批、社會保障兜底一批。脫貧攻堅戰成效卓著，以現行貧困標準來衡量，貧困人口數和貧困發生率從2012年的9899萬人和10.2%下降到2019年的551萬人和0.6%,直至今天的全部脫貧，我國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

從理論上講，共享發展理念是實現共同富裕所要遵循的理念，消除貧困是共享發展最基本的要求和底線，脫貧攻堅戰是堅持共享發展理念的重要實踐。第一，聚焦貧困群體，實施精準扶貧戰略，做到脫貧攻堅的廣覆蓋。在實現小康的路上不能有一個人掉隊，只有這樣才是全面的小康，才是全民共享的小康。“《建議》把農村貧困人口脫貧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本標志，強調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以更大決心、更精準思路、更有力措施，采取超常舉措，實施脫貧攻堅工程，確保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34“精準扶貧，確保通過因人施策、因貧困原因施策，幫助還沒有脫貧的農村群眾實現精準脫貧，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然選擇，是制度優勢和政治優勢的具體體現，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35十九大報告則進一步指出脫貧攻堅旨在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深入開展脫貧攻堅，保證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36。

第二，總結深度貧困的成因，做好深度貧困地區的脫貧工作。深度貧困的原因可以歸為五條：集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于一體；基礎設施和社會事業發展滯后；社會發育滯后，社會文明程度低；生態環境脆弱，自然災害頻發；經濟發展滯后，人窮村也窮。372017年6月23日，在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座談會上，習近平提出脫貧攻堅工作的八點要求：合理確定脫貧目標；加大投入支持力度；集中優勢兵力打攻堅戰；區域發展必須圍繞精準扶貧發力；加大各方幫扶力度；加大內生動力培育力度；加大組織領導力度；加強檢查督查。38

第三，消滅絕對貧困后，做好鄉村振興和脫貧攻堅的對接，應對相對貧困。目前，我們已經實現了脫貧攻堅戰的任務目標，即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貧困村全部出列，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問題，完成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實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也不能少”的莊嚴承諾。然而，消滅絕對貧困并不意味著貧困問題已經解決，相對貧困問題仍將長期存在。比如，城鄉之間差距仍然較大，由于內生發展動力不足等因素，農村居民的收入遠低于城市居民。截至2020年，我國城鄉收入比仍然高達2.56,城鄉差距在全球范圍內都是較高的。39若農村發展長期落后于城市，農村貧困問題難以根治，相對貧困問題就會愈發突出，必將直接影響共同富裕的實現。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就是要通過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實現鄉村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推動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進步、農民全面發展。這一戰略是我國在新發展階段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城鄉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舉措。40

四、公共服務共享：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增加低收入群體的福利

國際發展經驗表明，收入的提高不一定會降低貧困41,貧困人口除了收入低之外，所享受到的社會福利也可能較少。所以，貧困的消除不僅需要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更需要提高這一群體的社會福利水平。中國的實踐表明，我們不僅消除了絕對貧困，還通過旨在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提高了低收入群體所享受的福利水平，有利于縮小群體間的差距?；竟卜站然菆猿止蚕戆l展理念的重要實踐，是增加貧困人口福利，進而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舉措。

共享發展的實現離不開三大要素：能力、機會、保障。其中，主體能力是前提，機會公平是基礎，公共財政是保障?；竟卜帐沁@三大要素的有效連接點，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共享發展制度安排中的重要一環。42第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發展主體能力上的過大差距。例如，由于地理位置、傳統文化、個人能力等差異，不同地區或群體間的主體能力存在較大差距，進而會導致發展水平差距較大，嚴重阻礙共享發展的實現。而這些主體能力的不同，與基本公共服務水平高低有關。實踐證明，基礎設施、教育等投入越多，主體的發展能力也就越強。特別是對那些基礎設施不完善、教育水平較低的地區或群體，基礎設施建設和人力資本的投入不僅可以提高其收入水平，還能加快整個社會的進步步伐。住房、教育、醫療、養老是基本公共服務的重要內容，其供給水平和質量直接關系到人力資本的形成和高低，關系到不同主體的共享發展能力，進而影響共享發展的實現。

第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有利于實現共享發展的機會公平。無論是教育、醫療還是養老，人人參與、人人共享，才能達到真正的共享發展。其中的機會公平，一方面指參與創造社會成果的機會均等，另一方面指分享社會成果的機會公平。作為基本公共服務重要內容之一的社會保障，可以減少社會成員參與創造經濟社會發展成果的風險，能夠保障低收入群體分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的機會，能夠消除因物質條件及外部因素對經濟社會發展成果的創造和分享造成的不利影響，真正創造公平的共享環境。

第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實施需要堅實的財政保障。共享基本公共服務的物質基礎是公共財政。公共財政的增加能夠提升基本公共服務的質量，從而進一步助推經濟社會發展成果的共享。所以，必須為實現共同富裕奠定財政基礎。以公共財政保障共享發展的目標范圍包括：在教育方面，“努力讓13億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43,“必須通過深化改革，促進教育公平、提高人才選拔水平”44;在住房方面，“解決好房地產問題，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這個定位”45,“加快推進住房保障和供應體系建設，要處理好政府提供公共服務和市場化的關系、住房發展的經濟功能和社會功能的關系、需要和可能的關系、住房保障和防止福利陷阱的關系”46;在健康方面，“加快推進健康中國建設，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打下堅實健康基礎”47;在社會保障方面，要“全面建成覆蓋全民、城鄉統籌、權責清晰、保障適度、可持續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48。

總之，黨和國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提高了公共服務共享發展的能力，破除了公共服務非均等化偏向，進一步夯實了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礎。一是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明顯增強。城鄉公共服務二元結構的模式逐漸弱化，阻礙農村地區公共服務均衡供給的體制障礙、制度障礙和政策障礙逐步破除。二是區域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明顯提高。省際之間以及同一省份不同地區之間的公共服務差距逐漸縮小。三是群體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增強。低收入群體與高收入群體，農村居民、城鎮居民之間的公共服務待遇差距縮小。

五、結語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49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發展仍然是關鍵，我們要通過經濟發展來奠定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興國之要，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只有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才能筑牢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幸福安康、社會和諧穩定的物質基礎”50。

在發展的過程中，要始終堅持共享發展理念，構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并提高精準性，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目標扎實邁進。”51

在發展的過程中，要始終堅持共享發展理念，健全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制度，做到發展成果為廣大人民群眾所共享。要堅持普惠性、?；?、均等化、可持續方向，從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入手，增強政府職責，提高公共服務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首先，要圍繞標準化、均等化、法制化，加快健全國家基本公共服務制度，完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合理增加中央和省級政府基本公共服務事權和支出責任，健全基層服務網絡，加強資源整合，提高管理效率，推動服務項目、服務流程、審核監管公開透明。其次，要滿足多樣化公共服務需求。開放市場并完善監管，努力增加非基本公共服務和產品供給；積極推動醫療、養老、文化、體育等領域非基本公共服務加快發展，豐富服務產品，提高服務質量，提供個性化服務方案。最后，要創新公共服務提供方式。推動供給方式多元化，能由政府購買服務提供的，政府不再直接承辦；能由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提供的，廣泛吸引社會資本參與。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是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一年，也是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正在意氣風發向著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的起步之年。新的征程上，要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著力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難題，向著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奮進!

【注釋】

1 《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3頁。

2 《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參見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xinwen/2021-08/17/content_5631780.htm。

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2009年版第200頁。

4《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5頁。

5《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頁。

6《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頁。

7 習近平《扎實推動共同富?！?span lang="EN-US">,載于《求是》2021年第20 期。

8 陸自榮、張穎《從“共同富裕”到“共享發展”:理念的繼承與創新》,載于《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5期。

9《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827頁。

10 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 2016年版第25頁。

11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11—12頁。

12《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建設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13頁。

13 張宇、蔣茜、王娜《深化對社會主義本質認識的若干思考》,載于《經濟學動態》2012年第3期。

14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6—47頁。

15 王麗英《共享發展的制度屬性及現實啟示——基于〈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經濟正義觀的分析》,載于《當代經濟研究》2018年第3期。

16《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 年版第81頁。

17 習近平《扎實推動共同富?！?span lang="EN-US">,載于《求是》2021年第20 期。

18 習近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統籌做好重大金融風險防范化解工作》,載于2021年8月18日《人民日報》。

19《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 年版第200頁。

20 李實、朱夢冰《中國經濟轉型40年中居民收入差距的變動》,載于《管理世界》2018年第12期。

21 李實《進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實現共同富?！?span lang="EN-US">,載于《經濟研究參考》2020年第24期。

22 數據為作者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5》計算所得,參見國家統計局網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05/indexch.htm。

23 作者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21》整理所得。

24 李實、Terry Sicular、Finn Tarp《中國收入不平等:發展、轉型和政策》,載于《北京工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4期。

25 李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收入分配問題》,載于《政治經濟學評論》2020年第1期。

26 李實、岳希明、史泰麗、佐藤宏《中國收入分配格局的最新變化》,載于《勞動經濟研究》2019年第1期。

27 朱夢冰、李實《中國城鄉居民住房不平等分析》,載于《經濟與管理研究》2018年第9期。

28 Cai M.and Yue X.M.,“The Redistributive Role of Government Social Security Transfers on Inequality in China”,in CHCP Working Paper,2017021.

29《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26頁。

30 燕繼榮《反貧困與國家治理——中國“脫貧攻堅”的創新意義》,載于《管理世界》2020年第4期。

31《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827頁。

32《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 年版第79—80頁。

33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21》,參見國家統計局網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21/indexch.htm。

34 習近平《在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座談會上的講話》,載于《求是》2020年第9期。

35《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84頁。

36《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 年版第80頁。

37《脫貧攻堅政策解讀》黨建讀物出版社2016 年版第58—59頁。

38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3頁。

39《在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座談會上的講話》,參見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8/31/c_1121580205.htm。

40《在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座談會上的講話》,參見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8/31/c_1121580205.htm。

41 Sicular T.,Yue X.,and Gustafsson B.,et al.,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8,pp.30-71.

42 葉興慶《新時代中國鄉村振興戰略論綱》,載于《改革》2018年第1期。

43 J.Drèze and A.Sen,An Uncertain Glory:India and Its Contradictions,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3.

44 胡志平、甘芬《公共服務供給側改革推進共享發展》,載于2017年8月16日《中國社會科學報》。

45《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 年版第191頁。

46《習近平關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 年版第145頁。

47《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 年版第367頁。

48《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建設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80頁。

49《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70頁。

50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47頁。

51《習近平: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參見求是網http://www.qstheory.cn/zhuanqu/2021-08/22/c_1127784024.htm。

原載：《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21年第6期

文章來源：“哲學中國”微信公眾號（2022.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