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章太炎概括《漢書·藝文志》論諸子的觀點為“諸子出于王官”并順承其說，胡適著《諸子不出于王官論》予以反對。這兩種貌似相反的觀點由于分別側重“學在官府”和“子出王官”，其實并非完全對立。大一統觀念盛行于西漢，劉歆整理圖書而著《七略》，班固承《七略》于《漢書·藝文志》言“諸子出于王官”，乃是大一統觀念下的整體文化建構。劉歆、班固之論并非追溯諸子的歷史起源，而是在統一文化的背景下安頓彼此相異的諸子思想并定位其意義。

《漢書·藝文志》（以下簡稱《漢志》）分諸子為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十家，于每家皆謂其出于王官之某官，如“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班固的《漢志》源自劉歆的《七略》，故諸子與王官的關聯在劉歆父子的時代就已經被認定。傳統學術由經學引導，子學影響潛隱，諸子所出的問題在歷史上并未引起太多關注。近代以來經學受到沖擊，子學興起，劉歆、班固關于諸子之所出的觀點被概括為“諸子出于王官”說，并出現了順承和反對的不同看法。察其所論，順承和反對皆就“史實”而言，乃就此說是否符合歷史之真實而展開，卻沒有追問其中的觀念含義。事實上，在大一統的觀念背景之下，“諸子出于王官”說并非出于歷史之真實，而是由于觀念的建構。本文的目的是考察“諸子出于王官”說的現代討論，在區分“歷史真實”和“觀念建構”的基礎上，揭明《漢志》“諸子出于王官”說的大一統觀念背景。

一 

雖然《漢志》稱諸子皆出王官，但是“諸子出于王官”的表述卻是現代學人的概括。這個概括順承了劉歆、班固的觀點，不僅有“諸子略”各小序關于諸子所出的論斷為依據，還有《漢志》的其他表述為支持，例如“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疾飕F代的學術討論，可知最早提出“諸子出于王官”說的是章太炎。章太炎在《諸子學略說》中稱，“古之學者，多出王官。……其后有儒家、墨家諸稱……大抵出于王官”，又引《漢志》關于諸子之所出的論斷，以為“此諸子出于王官之證”。（參見章太炎，第996頁）章太炎引班固為證，在筆者看來是誤認《漢書》的觀點為史實，混淆了史實與史觀。這個問題下文再論，這里只以章太炎之說，表明“諸子出于王官”最早由章太炎概括而來。 

章太炎既然如此概括，信奉這個觀點也就順理成章。章太炎凡論及諸子起源，皆認定“諸子出于王官”，例如《原經》言“尚考九流之學，其根極悉在有司”（同上，第906頁），《駁建立孔教議》謂“九流之學，靡不出于王官”（同上，第969頁）；至于行文中征引《七略》《漢志》之說，更是多見?？梢哉f，“諸子出于王官”在章太炎那里是一個無須質疑的定說，他甚至盡其可能為此說提供證據。在《諸子學略說》中，章太炎說：“《史記》稱老聃為‘柱下史’，莊子稱老聃為‘徵藏史’，道家故出于史官矣?？鬃訂柖Y老聃，卒以刪定六藝，而儒家亦自此萌芽。墨家先有史佚，為成王師，其后墨翟亦受學于史角。陰陽家者，其所掌為文史星歷之事，則《左氏》所載瞽史之徒能知天道者也。其他雖無徵驗，而大抵出于王官。”（同上，第997頁）在《論諸子的大概》中，他重申了這些看法：“道家成氣候的，到底要算老子。老子本來做徵藏史，所以說道家本于史官。墨子的學派，據《呂氏春秋》說，是得史角的傳授，因為魯國想要郊天（在南郊祭天，叫做郊天），求周朝允許他，周朝就差史角去，自然史角是管祭祀的官，所以說墨家出于清廟之官。這兩項都是有真憑實據。”（同上，第1006—1007頁）

然而，章太炎認為的真憑實據，在反對他的胡適看來是遠不足以為據的。1917年，胡適在《太平洋》第1卷第7號發表《諸子不出于王官論》，列出四點理由來反對“諸子出于王官”說，其中第四點就是對章太炎所謂證據的批駁。根據胡適的總結，他對章太炎的批駁有兩個重點：“（1）其所稱證據皆不能成立。（2）古者學在官府之說，不足證諸子之出于王官。”（胡適，1986年，第215頁）就胡適提示的這兩個重點而言，第二點更值得注意，因為它明確區分了“學在官府”和“子出王官”，用胡適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古者學在王官，是一事。諸子之學是否出于王官，又是一事。”（胡適，2014年，第29頁）而章太炎并未就此進行區分。 

章太炎指出，“古來學問都在官，民間除了六藝，就沒有別的學問。到周朝衰了，在官的學問，漸漸散入民間，或者把學問傳子孫，或者聚徒講授，所以叫做家”（章太炎，第1005頁）。因為古無私學，諸子各家的學術從淵源上皆可謂出自古時疇官，是官學散入民間的產物。但是，劉歆、班固的“諸子出于王官”，并不是這種籠統的文化溯源，而是確指某官之掌為某家所出，這種含義的“諸子出于王官”，確實是另一回事。但是，章太炎并未分別兩者，《諸子學略說》就是在指出“古之學者，多出王官”以后，隨即聯系《漢志》所論，引班固某家出于某官之說，確認“此諸子出于王官之證”。這樣就把王官之學散入民間的文化傳播與諸子各家都有某官之具體源頭混淆了。章太炎對此混淆并不自覺，原因或許是：雖然他倡言并信奉“諸子出于王官”，但只是順承《漢志》舊說，諸子所出的問題在他那里并未顯題化，他并未就此問題進行專門思考。章太炎論及諸子所出最具代表性的兩篇文章，一篇是《諸子學略說》，另一篇是《論諸子的大概》。這兩篇文章的主旨都不在辨諸子的起源，而在論九流十家的思想特點以及彼此的相通與相異，尤其是前者，這個主旨非常清楚。因此，雖然是章太炎把《七略》《漢志》的觀點概括為“諸子出于王官”說，但使這個問題顯題化的人物卻不是他，而是胡適。

二

胡適于1917年在《太平洋》第1卷第7號發表《諸子不出于王官論》，而據《胡適留學日記》1917年4月16日所記，這篇文章的最初擬題是《論九流出于王官說之繆》（胡適，1986年，第215頁）。顯然，胡適在發表時改變題目，是比照章太炎的“諸子出于王官”說而加以反對，以讓兩種觀點的對立更加顯豁。隨后，此文作為附錄收入1919年2月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又在1933年被《古史辨》第4冊收錄，并列為首篇，作為考辨諸子學專題的開篇文章，且標題都是《諸子不出于王官論》。然而如上所論，章太炎的“諸子出于王官”說只是基于《漢志》擘畫的學術框架而言學術的傳承和分派，并無更深思慮，胡適的反對卻納入了科學史學的新立場，是以科學史學追問史實真相的態度，質問諸子“是否”出自王官并給出了否定答案。1917年，章太炎作為革命的學問家早已名滿天下，胡適尚是初露頭角的學術新秀，章太炎并未回復胡適的點名批評，但是胡適此文的方法和價值立場，卻昭示了隨后古史辨派掀起的疑古思潮，影響十分深遠。顧頡剛就說，胡適的文章刊布之后，北大學子紛紛抄存，而他本人“自讀此篇，仿佛把我的頭腦洗刷了一下，使我認到了一條光明之路”（顧頡剛，第17頁）。胡適此文的影響于此可見。而被胡適顯題化的諸子是否出于王官的問題，隨后成為學術界長久關注并展開多方面討論的著名話題。

就筆者所見，介入這個話題的知名學者有梁啟超、錢穆、傅斯年、馮友蘭、顧頡剛、蔣伯潛、張舜徽等人，其中有偏向章太炎和偏向胡適的不同態度，而胡適引領的新方向顯然占著上風。但是，如果留意他們各自的理由，則可以看到，偏向章太炎的，多本于古無私學，非王官則學術無所出的認識；偏向胡適的，則強調《漢志》的諸子分出十官難以成立。所以，從觀點的表達來看，“諸子出于王官”和“諸子不出于王官”是絕然對立的，但在考察了各自的理由之后，則可以看到彼此的對立并不像表面那么直接。正因如此，梁啟超才說：“吾儕雖承認古代學術皆在官府，雖承認春秋戰國間思想家學術淵源多少總蒙古代官府學派的影響，但斷不容武斷某派為必出于某官。”（梁啟超，第3頁）

然而，章太炎說“諸子出于王官”是自然的順承，胡適斷言“諸子不出于王官”是刻意的質疑。而以科學史學的立場審視諸子與王官的關系，無論是求實還是證偽，都需要提供證據或者理由，胡適的《諸子不出于王官論》就提出了四點理由來否定“諸子出于王官”。在這四點理由中，除了第四點是反駁章太炎，前三點理由之間顯然存在層層遞進的邏輯關系。第一點理由，胡適指出在劉歆之前沒有“諸子出于王官”之說。這很容易證實。在劉歆之前，有四部總結諸子學術的重要著作——《莊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論六家要指》和《淮南子·要略》，確實都無“諸子出于王官”說。胡適指出這個事實就意味著，聯系諸子與王官的說法是從劉歆才開始的。那么，劉歆這樣說是否有道理呢？胡適認為沒有，于是有了他的第二點反駁理由：“九流無出于王官之理”。胡適認為，“儒家之六籍，多非司徒之官所能夢見”，“墨者之學儀態萬方，豈清廟小官所能產生”，“行人自是行人，縱橫自是縱橫……二者豈相為淵源”。（參見胡適，2014年，第25—26頁）所以，不能說儒家出自司徒之官，墨家出于清廟之守，縱橫家出于行人之官。對于其他家派胡適沒有論及，以為“舉此一家，可例其他”。是否可例暫且不論，總之胡適認為九流出于王官是沒有道理的，因為在王官與諸子之間不存在彼此匹配的關系?；谇皟牲c理由，就有了第三點結論性的理由：九流之分乃漢儒陋說。胡適認為《漢志》以九流十家安排諸子學術“多支離無據”，例如以晏子入儒家，以管子入道家，以韓非入法家，就極不妥當，而“最繆者，莫如論名家”。（參見同上，第27頁）胡適說，古代無所謂名家，《漢志》把各家“為學之方術”即各家的“邏輯”抽繹出來，冠以“名家”之名，實際上淪亡了先秦學術的方法。他的原話是：“名家之目立，而先秦學術之方法淪亡矣。”（同上，第28頁）胡適認為，“先秦顯學，本只有儒、墨、道三家”，漢儒的九流之名是不能成立的；九流之名既不能立，“九流出于王官之說不攻自破矣”。（參見同上，第28頁）應該說，胡適站在科學史學立場上進行的批評有他的理據，尤其是他把批評的重點集中在諸子出自十官是否可能上，攻擊點的選擇是非常準確的。 

后來追隨胡適對“諸子出于王官”進行批評的學者接過了胡適的攻擊點，都就十家出于十官難以成立這一點展開批評。有的直接下斷言，例如顧頡剛言：“我不信有九流，更不信九流之出于王官。”（顧頡剛，第17頁）有些則提供了反對的新理由。概括這些理由，主要有這樣兩點。 

第一，如果說“諸子出于王官”，那么，王官的所有部門都應該產生相應的學派，何以恰好有此十家，而出王官之十官？如蔣伯潛說：“豈王官預知其必分十家, 而設此十官以出十家之學?王官又豈僅此十家, 何以其它各官獨無所出之學派? ”（蔣伯潛，1990年，第174頁）蔣伯潛的結論是：“《漢志》于諸子十家，必各舉一所從出之王官以實之，自不免牽強附會。……周代郁郁之文，殆皆掌于王官，此即諸子學術之種子也。故謂諸子之學出于王官，原亦未可厚非；但如《漢志》必每家指一所從出之王官以實之，則非耳。”（蔣伯潛，1985年，第28頁）他認為“諸子出于王官”說是“勉強傅合”，并非真實歷史；諸子的分派“乃后來評述者各就其主觀的見解所分析之異同歸納而得者，評述者之見解不同，則其人所隸屬之派別亦因以不同”。（參見同上，第12頁）即他強調諸子分派是后世進行學術總結時的歸納，并非歷史的定然存在，歷史上并沒有發生過“諸子出于王官”的學術事實。 

第二，有研究者就王官之名而進行質疑，直接懷疑《漢志》所指為諸子所出的王官名號是否確實存在。按照《漢志》所言，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史官，陰陽家出于羲和之官，法家出于理官，墨家出于清廟之守，名家出于禮官，縱橫家出于行人之官，雜家出于議官，農家出于農稷之官，小說家出于稗官。質疑者指出，《漢志》所列的王官名目并不能與古代官制一一印證。例如魏鴻指出：“從諸子出于王官說所列官守來看，有的可見諸《周禮》所記，如司徒之官‘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 以親諸侯’，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六使者’。但這些職掌與《漢書·藝文志》所述并不完全相符。如《漢書·藝文志》曰：‘縱橫家者流, 蓋出于行人之官’，下引孔子之說‘誦詩三百，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以為’，似乎把行人當作了使者, 與《周禮》講的行人掌管接待四方之使出入很大。其它官守，如‘理官’指的是斷獄之官，‘禮官’指的是司禮之官，都是籠統之言，并無明確所指。更有一些官守是漢代的官稱，根本于古無征，如議官，章太炎也曾說過：‘漢官有議郎，即所謂議官也，于古無征。’可見‘諸子出于王官’說所列的官守并不能與古代官制一一印證，有的官守也并無明確的界說。”（魏鴻，第44頁）魏鴻認為，《漢志》所列的官守，一是可考其名，但其所守與《漢志》以為的職能并不吻合；二是僅為泛稱，并非實際官守，例如法家所出之理官和名家所出的禮官；三是有的官守乃是漢代的官稱，于古無征，例如議官。按照魏鴻的考察，《漢志》所列的官守都虛實難明，諸子又如何可能出自這些虛無縹緲的王官呢？這種釜底抽薪式的否定，對于“諸子出于王官”說是顛覆性的。 

近年來，鄧駿捷對此作了更加系統的工作，他詳細考察了關聯于諸子的十類王官，認為“諸子出于王官”說所涉及的王官，與《周禮》所載的王官制度，并不存在充分的匹配關系。他指出，從諸子與王官的聯系來看，儒家與王官制度的聯系是最緊密的，其次為名家和縱橫家?！稘h志》謂“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而《周禮·地官司徒》有司徒之官，主掌人倫教化，儒家學派的許多觀念與其一脈相承。名家被認為出自禮官，而《周禮》中禮官眾多，《春官宗伯》詳記“禮官之屬”有二三百人之眾?！吨芏Y·秋官司寇》有“大行人”“小行人”之名，與縱橫家也有某些相似之處。這三家即使不完全吻合，畢竟在《周禮》中還能尋得對應的官名。而道家、墨家、法家、農家所溯源的宗周王官，卻是據《周禮》所載王官制度推演的。至于陰陽家、雜家、小說家所溯源的王官，則與《周禮》所載的王官制度完全無涉。鄧駿捷的考察非常細密，例如他指出“稗官”不見于《周禮》及其他先秦文獻，除《漢志》外，傳世漢晉文獻提到“稗官”的只有《漢名臣奏》，因此“稗官”的含義并不清楚；他還借助出土簡牘的研究成果確認，“稗官”只是秦漢以來地方上的一種小官，與《周禮》所載之西周王官毫無關涉。以王官十類的考辨為基礎，鄧駿捷認為諸子與王官的關系并不是“諸子出于王官”，而是《漢志》需要借用王官的框架來建構自身的體系，因此，“就本質而言，‘諸子出于王官’說屬于一種主觀的理論重構，而非客觀的歷史追述”（鄧駿捷，第189頁）。 

還有一個可資反駁“諸子出于王官”說的理由尚無人論及，筆者愿意補充于此。很多人都注意到先秦學術的地域性特點，蒙文通、錢穆、任繼愈談過這個問題，而最系統談論這個問題的是嚴耕望，他以實證的方式就“先秦諸家學人國籍與活動范圍”進行考辨，得出的結論是：“儒興于魯，即以魯為中心，西傳至衛與三晉，東北傳播至齊，西南傳播蓋止于宋與陳蔡（陳楚），荊楚、吳越則影響似少。墨子魯人，而墨學傳播似以宋為中心，東北至齊，西北至衛與鄭，似不逾河（古黃河）；東南至越，西南至于荊楚，皆視儒為勝；而西踰關至秦，有鉅子，更遠非儒家所能及矣。道家興于陳、宋，亦東北至齊，西南至楚；西北至三晉，似于儒家共同助成法家之興起。……三晉有名、法、縱橫三家，除名家外，大抵即以三晉為局限。”（嚴耕望，第51—52頁）綜上所述可見，先秦諸子的活動具有區域性特點。而以諸子分區質諸“諸子出于王官”之說，則可以問：王官傳學何以有擇地的不同？為何司徒之官只去到魯國，史官只傳于陳、宋，而理官、禮官和行人之官則齊刷刷地相約去了三晉？因此，先秦諸子的地域性特點對于“諸子出于王官”說的歷史真實性，也是一個有力質疑。

三

眾多證據皆指向否定“諸子出于王官”說。當然，這是針對此說是否為歷史之真實而立論，是在區分了“學在官府”和“子出王官”之后，對十家是否出于十官而進行的質疑和否定。站在科學史學的立場以此視角提出疑問并進行考辨，結論當然是否定的：“諸子出于王官”不可能是真實的歷史。

既然不是真實歷史，劉歆、班固為何這樣說？他們真的如康有為和疑古學派所言，是在“遍偽群經”，制造“偽史”嗎？以“偽”視之，自有緣故，但是無論如何，造偽的批評太極端，也太簡單。如果一個“偽”字能夠解決問題，去偽存真即是?？墒?，問題真的如此簡單嗎？當然不是。如果回到漢代“諸子出于王官”說問世的時代，可以看到，劉歆、班固們是在“造”，但他們之所“造”并非“偽造”，而是在“創造”歷史，是在學術文化的層面建構大一統的文化系統，創建統一的中國文化。 

大一統的政治局面在劉歆的時代已經是穩定的現實。中國自春秋以來，就以兼并戰爭的形式在趨向統一，經過數百年的爭斗，到秦始皇統一中國，整個中國在形式上納入了一個統一朝廷的統一行政管理之下；再經過楚漢之爭和漢初朝廷與封王的抗爭，在漢武帝時代，大一統政治制度已經完全穩固，這奠定了中國未來兩千年的基本政治架構。在從列國分立走向統一王朝的過程中，觀念也在發生轉變?！妒酚洝返臍v史敘述，已經把先秦各國各族的歷史從橫的平鋪變成豎的縱貫，以黃帝共同子孫的認定，把歷史建立為大一統的敘述模式，把炎黃子孫的族源認同深深根植于國人心中。董仲舒的天人理論具有同樣的作用，他以一個整體性的宇宙構成模型構架了一統的天下，在宇宙論的層面為大一統進行觀念論證，把一個天下的信念灌注到人們心中。然后就是劉向、劉歆父子的整理圖書，他們的工作從劉向“領校中五經秘書”開始，到劉歆“乃集六藝群書，種別為七略”止（參見《漢書·楚元王傳》），進行了二三十年，最終以圖書的種別類分對當時的所有典籍進行了系統化組織，在文化學術的整合上彰顯了大一統的觀念。 

從中國歷史的進程來看，正是漢代在政治、歷史、思想、文化諸方面實現了全方位的大一統，才造就了穩固的統一中國。而劉向、劉歆父子先后主持的圖書整理，全面清理了先秦以來的圖書，展示了古代中國上千年的文化積累在當時具有的規模，并把它們組織成為一個系統。劉歆的《七略》被班固簡寫而成《漢志》，《七略》雖佚而《漢志》流傳至今。今天，除了出土文獻，我們只有通過《漢志》，才能知道先秦至漢有過哪些典籍，也只有用《漢志》來對照，才能知道哪些典籍留存下來，哪些已經亡佚。更重要的是，《漢志》讓我們知道了當時人的文化理念：諸子不再是先秦時代不同地域的不同思想者，而是“六經”的學習者和傳播者，他們雖然各有偏好和側重，但“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漢志》），都是統一文化中的不同側面而已。“諸子出于王官”說就是這種既統一又不同的具體表達。王官之守各有所職，但皆為王官則是相同的；諸子思想各有特點，但助力王治則是一樣的。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指》已經斷言諸子是“務為治者也”；《漢志》筆下的諸子亦復如是，例如儒家“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也”，道家之所言乃“君人南面之術”，陰陽家“敬授民時”，法家“信賞必罰，以輔禮制”等，顯示的都是對于王治的作用。故《漢志》曰：“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這既肯定了諸子的意義，也確立了“以經觀子”的價值標準。在劉歆之前的武帝時代，思想的正統化趨勢已經出現，“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漢書·董仲舒傳》），這個動議雖然沒有完全轉化為朝廷的具體政策而被嚴格執行，但是“獨尊儒術”的社會風尚已經形成。漢武帝罷“傳記博士”，立“五經博士”；漢宣帝在未央宮石渠閣“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增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和《谷梁春秋》博士，以皇上的權威來“平定”“五經”同異；士人以研習“六經”作為晉身之路；鄉賢以儒家的忠孝仁慈表率鄉里：整個社會從上到下，已經形成了一致的奉經崇儒風尚。在這樣的社會風尚下，“六藝之術”作為主導價值成為了“觀此九家之言”的標準。劉歆強調的正是以經為準發揮諸子的優勢，克服各家可能的弊??；而其為各異的諸子建立統一的衡量標準之作法，體現的也是大一統的思維方式。 

顯然，在大一統的歷史背景之下，在歷史觀、宇宙觀都展現著大一統意識的觀念背景之下，劉歆所觀之諸子已經不是先秦時代呈現出區域差別的諸子，而是處于統一文化構成之中的諸子，且諸子與整體的勾連，就以與王官的淵源關系而被建構起來。諸子所論當然不同，但同出王官保障了他們擁有共同的思想資源。在王綱解紐的春秋戰國時期他們可以表現為“諸子之言紛然淆亂”（《漢志》），但是在大一統已然穩固的時代，在“六經”或“五經”已經被建立為正統的思想背景之下，他們因為同出王官、同為“六經之支與流裔”，就能夠在“六經”的規范之下，從不同的方面服務于大一統的王治。 

然而如上所論，“諸子出于王官”并非史實，王官之名并非周制所有。劉歆如果要假借王官之名，為什么不用周制的實有官名，卻虛虛實實地混淆時代，甚至用了漢代才有的“議官”“稗官”之名呢？這恰好說明劉歆不是在偽造歷史，因為他的“諸子出于王官”說原本就不是客觀敘述諸子的歷史起源，而是在論定諸子思想對于整體文化所具有的意義。就劉歆與《周禮》的密切關系而言，斷不會是因為他不熟悉周制，錯用了王官之名。反而是今天的我們在了解了《周禮》成書的復雜性之后，不該輕易以《周禮》的官守來衡量“諸子出于王官”說的王官之數和王官之名。彭林以舊磚瓦與新建筑為喻，“將《周禮》比做一幢利用了某些舊材料而建造成的建筑物”，認為《周禮》有舊史料，但整體系統卻是后世的建構。（參見彭林，第16頁）《周禮》有三百六十個職官，如果因為《漢志》有“諸子出于王官”說，就推說凡王官都要出學派，也是荒謬。如果因為諸子所出的王官之名不見于《周禮》來質疑，而《周禮》并非真實周制，又如何能夠衡量虛實？更進一步，站在科學史學的立場上追究諸子是否出于王官，原本就會錯了意，把劉歆的文化建構理解為史實描述，這是理解的錯位。 

可見，在大一統的歷史背景之下，劉歆的“諸子出于王官”說并不是歷史地追溯諸子起源，而是借由諸子與王官的關聯，建構統一的文化系統。在這樣的建構中，王官之名并不意指真實的周制官守，而是指大一統政治制度下進行治理的某個方面；諸子各家也不意指某種思想的溯源和流變，而是指思想的類型和相應的應用功能。這些細節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整體。劉歆通過“諸子出于王官”所要建構的整體，是要把先秦分別流行于不同區域且議論各異的諸子，組織為一個統一的思想文化系統，在統一的思想標準下讓它們各自發揮作用。這樣的整體性建構多見于漢代著作。例如《淮南子·地形訓》有一種特殊的九州理論，不像《禹貢》的九州是真實的地域區劃，而是以八方加中央以構成九方之州：東南曰神州、正南曰次州、西南曰戎州、正西曰弇州、正中曰冀州、西北曰臺州、正北曰濟州、東北曰薄州、正東曰陽州。這樣的九方之州并不具有地理含義，只具有觀念含義，是從地理的角度構建整體的天下。在漢代，因為統一的到來，一統的意識普遍見于方方面面，劉歆的“諸子出于王官”說不過是其中之一。用這個說法質諸先秦諸子的歷史形態，當然是不吻合的；但是不可否認，這個說法不僅是對漢代現實的觀念反映，也是對先秦以來祈望統一之訴求的歷史延續。孟子答梁襄王“天下惡乎定”之問，回答是“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即一體而統一的天下才能夠結束列國交戰的紛爭?！肚f子·天下》則在思想文化領域表達了一統的理念：“六經”是諸子的統一來源，只因諸子們“多得一察焉以自好”且固守己之所好，才破碎了天地之美，割裂了萬物之理，使“內圣外王之道暗而不眀，鬰而不發”，“古人之全”被破壞。這里預設的恰好是學術一體。顯然，“王有所成，皆原于一”和天下“定于一”的歷史心理在孟子、莊子時代已經明確形成，劉歆父子繼承了這種歷史心理，在大一統已然實現的時代，以整理圖書的方式建構了被認為曾經一體的統一文化。“諸子出于王官”不過是這種建構的一個具體環節和措施手段。在漢代，統一已然實現，一統已經穩固，時代賦予劉歆父子的使命就是在文化領域把這種統一表達出來。完整的圖書收集，類分條別地為不同書籍安排秩序，以王官之說為不同思想落實共同源頭，以六藝之術為衡量九流十家的統一標準，這一切從不同方面反映了文化的整體性建構。如何解釋過去，就是如何敞開未來?！镀呗浴贰稘h志》所體現的文化同源的整體構建，延續了歷史，回應了時代，也敞開了中國文化多元一體的未來：在漢代以后兩千多年的中國歷史中，即使是分裂時期，分裂者都是在共同文化的基礎上并存，從而擁有重新合一的文化心理基礎。 

由上所論可以看到，站在科學史學的立場上就諸子是否出于王官進行史實考察，一定會得出否定的結論。但是，正如胡適區分“學在官府”和“子出王官”為二事，筆者認為，諸子從起源看是否與王官有關和漢代認為“諸子出于王官”也是兩個問題：一個是追問先秦的史實真相，一個是探問漢代的觀念建構，兩者亦不能混淆。就史實而言，“諸子出于王官”固然不是先秦的史實，然而，大一統的制度建構毫無疑問是漢代的史實，大一統的觀念建構也是漢代的史實。因此，即使諸子就先秦史實而言并不出于王官，也否定不了漢代的“諸子出于王官”說，因為這是兩個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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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哲學動態》2022年第2期

 來源：“哲學中國”微信公眾號（2022-03-18）